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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st la vie!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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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14 最高法院长肖扬被双规,办案价格表随之曝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执中国司法牛耳十年,培养了大法官黄松有等广东幕僚无数。最突出的是:他和黄松有,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500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了1,500多亿元财产。 October 12 含着真理部的行货当然说不出人话 来自阿丁的博客我们这几代人,喝的是狼奶。没关系,狼奶就狼奶吧,花大把的时间吐一吐,虽然吐不了那么干净那么彻底,我们的脑袋里总算多少干净了些,总算还能凭借残余斑斑污渍的大脑琢磨清楚一些不那么干净的事。
可我们的孩子呢?2000后的孩子,喝的是鹿奶毒奶,在他们还不能像长辈们那样奋力呕吐的时候,就停止了思考。或者,拖着两片被灌满沙石的肾脏生长。
我已经找不到这个政权这个政党任何执政的合理性。这合理性本不该找,除了人类之外的动物种群,统治者的专制和极权从来就没什么合理性可言。这本该是常识,可偏偏成为整个民族的认知盲区,此地沉默的大多数都哄着它惯着它默许着它容忍着它,MLGB的这个国家理解强奸犯的人历来很多、很主动。
当地球人的大多数已经把统治者推进笼子锁上的时候,吾国的大多数还心甘情愿地蹲踞在笼子里,打着饱嗝,极享受地告诉笼外的同类:这么多人口的泱泱大国,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人权。
可你说的是猪权啊,兄弟。
你真的吃饱了吗?如果苏丹红孔雀石绿甲醛尿素三聚氰胺也算是食品的话。那么好,如果你硬说它们是,你说是就是吧,你吃了就吃了吧。可问题是你的孩子也在吃了,你真的对这些小生命无动于衷吗?也许你只想沉默地等着什么某一天自行垮掉,可也许,那个东西的垮掉就差你一句真话出口时的空气流动。也许你认为狼奶的味道还不坏,可也许,你的孩子甚至活不到“享受”狼奶灌溉的那天。
律师们已经直立着发出声音了,发声的还有牛博的朋友,以及几个不那么操蛋的时评家。这时候最不该缺席的媒体缺席了,包括我栖身的媒体在内,大多数的新闻纸上,每天附着着署名新华社的腐朽的铅字,抖不掉的“红字”。这将成为这一国新闻史上最不可容忍的耻辱 —— 这世上还有比婴儿,尤其是我们的婴儿更需要被保护的吗?连为他们说几句真话的勇气都JB没了,你还敢叫传媒,你还敢叫报人?你还敢把邵飘萍挂在嘴边?
别再往真理部身上推了,那是把一个屎盆子扣在另一个更大的屎盆子上——
一个负责发声的器官正在和一个负责噤声的器官媾和,你含住权力的阴茎,你当然只能发出“唔唔唔”的和声。是编辑们是记者们胆怯吗?我敢说有,少数。是那些衣冠楚楚的老总,多数,总爷们认为,顶戴重,花翎重,重过那些小肾脏中的石头和泥沙。所以,他们习惯了自阉和阉割别人。所以别说什么卿本佳人,做媒体的,夹人的居多,负责夹住真理部老爷们的一切行货。那是一种,小人物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爽。 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来自郑也夫的BLOG这部书的作者杨继绳,曾任中国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三十五年。书名《墓碑》,副标题“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上下两卷共1100页,香港天地出版社发行。 October 02 我们就是体制 连岳 @ 2008-9-20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August 05 那些夏日里的清凉女声
附上点我喜欢的mimiliang拍的照片:
August 01 转两篇关于杨佳的新报道怀疑谢有明与“控制”杨佳母亲的人存在默契,请求在开庭前先行调查,同时吁请查处上海三名检察官
北京律师举报杨佳的律师涉嫌绑架杨佳之母 July 26 明报今日社论:2周3宗記者採訪受阻公安行徑有違中央之言昨日,香港記者在北京採訪民衆購買奧運門票時,遭到公安人員粗暴對待,這是兩星期以來,香港記者在北京第三次被公安人員對付,而公安人員使用的手段也愈來愈粗暴。情况不但與中央強調奧運期間「盡量讓記者報道國情」的大政方針背道而馳,也不符合中國當局希望藉着北京奧運,向世人展示現代中國和中國人文明、健康新面貌之目的,反而是顯露了公安人員橫蠻粗暴的一面,損害了中國的形象。 July 23 [转帖]你我只有一步之遥–我为什么支持杨佳 “你以为我卑微,不美,我就没有了感情了吗? 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像我们都是赤裸着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 《简.爱》 我得说我并没有真正看懂《简.爱》,至今。大学的时候看电影,看书,看英文版,更多是为了附庸风雅,或者说增加自己的视野和谈资--但简的这句话却是深刻的和震撼的。 我说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杨佳,绝不是支持他的杀人暴行,但是我支持他作为一个人--他和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像我们都是赤裸着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他用极端的方法维护了自己的认可的规则,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但是把他逼向绝路的社会和权贵阶层就没有责任吗?!就可以继续一如既往地暗箱操作,把一条和我们平等的灵魂和生命消灭吗?! 当瓮安的俯我撑暗无天日的时候我没有说什么,因为已经无话可说,而且我的确属于“不明真相”之列,不必要因言而惹上不必要的麻烦--虽然我很欣慰我已经呼吸着民主的空气,但那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和丝藕相连的牵挂让我远隔重洋依旧感觉到那种力量的存在。然而,为什么我会为我一个素不相识、甚至在现实中也许都没有共同语言的“杀手”而呼吁呢? 如我前文所说,听到警方公布的那段录音,我觉得是那么的熟悉和似曾相识。看了《南方周末》的“杀人者杨佳的青春档案”一文,我的这种感觉可以说更明显了。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凡事讲究规则”,任性而又执着的孩子,所谓“认死理”的那种,这种性格在阅历的打磨下可能已经有些不那么明显,但我知道这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幸运的是,我成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环境下,我也生活在哪个曾经还有梦想和希望的时代,在青春的叛逆年代校园里,我已经因这种性格而多次“以身试法”提高了“经验值”,那一个春夏里的血与火的洗礼,让我更现实地认识到了自我保护和理想现实的平衡。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历过几次有惊无险的插曲,每一次都让我对某种自小被根植的东西产生了更多疑惑。看到杨佳的故事,其实我有一种后脊发凉的庆幸,我感到幸运这样的厄运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杨佳 《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我不敢说作者对杨佳或者民意有一定的倾向性,但至少不是一篇普通的官话连篇的文章。从上海警方发表的各种言论中,我们看到数不清的谜团,无数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当然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而已,并不只是在这件事情上可以如此。比如说,我们至今不能了解到那些调查的全面材料,我们至今没能看到公布是哪些人如此“尽职”地调查了杨佳以及这些人和这次的被害者是否存在某种联系。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杨佳可怜的母亲所谓被上海公安配合调查却在北京被报失踪的事情,以及看到其母亲和杨佳在这个社会上被一再欺凌的事实。我们更无法理解如此高高在上的上海警方既然没有侵害杨佳,后来也只是扭扭捏捏地承认“肢体接触”,缘何会需要主动跑到北京去和草芥小民“沟通”?在这一切的迷雾之下,“不知真相”的群众们只能各自联想了。 如果杨佳的确是如文章所说的性格,如果我可以用自己的性格试图其理解和揣测其实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人,我却相信杨佳本却是一个天真地相信一些基本信念的人--也就是正义、平等和法制。从其对粗暴执法的公安的言语、从其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执着做法,可以看到他对法律和公平曾经有着天真的执着和梦想,也许90%的中国人早已经不再有或者从来就没有这种梦想和期望了。然而当这些最基本的信念都被彻底粉碎的时候,选择是消沉、逃避、接受或者是反抗,抑或苟且偷生,就因人性格、环境、境遇、机遇而异了。 不幸的是,各种原因的纠结,杨佳选择了最原始的暴力方式,我们无法去知道他只是单纯去泄愤,还是意在把“事情闹大”用血腥的结果来挑战这个他本来曾经相信、曾经以为还有一丝基本公正的的体制的弊端。 当他们屠杀犹太人时,我没有抗议,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屠杀基督徒时,我没有抗议,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后来他们要杀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抗议了…… -- 马丁尼莫拉(Pastor Mantion Niemoller) 也许我这类的人极少数,也许我只是自以为是地把一个毫不相识的人某些略有相似的想法用自己的片面之间来理解。然而,正如《简爱》让我如此深刻地让我相信了“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像我们都是赤裸着来到这个世界一样”,我不想把一个杀人者捧为“梁山好汉”(事实上我一直不认可所谓梁山好汉的作法,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糟粕思想的经典代表),也不想只是因为处于对于警察的延误而幸灾乐祸地颠倒黑白地支持他,更不想把这件事情上升到某个政治观点的程度,因为我说过那股阴影至今还会之不去。但是,我呼吁让我们能更深刻地分析这样的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让公众去更清楚地了解到杨佳背后的真相和动机,让造成杨佳悲剧的社会为杨佳承担些须应该承担的责任。 如果让我们处身置地的想一想,不知道您是否像我一样地认为,你我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所谓一步走错,全盘皆错--如果命运不小心让你我遇到类似杨佳的处境,我们是否能够做得更有意义? 也许我的声音是如此苍白无力,但是每当我想起Pastor Mantion Niemoller所说的“后来他们要杀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作声了…”,我总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说些什么。就算并不能改变什么,也能让自己的声音有一丝共鸣,有存在过的意义。 正如您从我文字中看到的那样,我仍然天真地相信些一些东西有机会在中国存活,虽然对此我很绝望 July 20 『转帖』审判7月17日,上海市看守所拒绝了来自北京,由杨佳父亲委托的代理律师熊烈锁。在无法证实杨佳是否获得由自己选择律师的情况下,熊烈锁郁闷的离开了上海。由此而见,上海检方拒绝合法的司法程序,拒绝杨佳的合法权益,拒绝善意和良知,一意孤行企图草率的了结此事。 这里需要提醒上海的是,尽管这是你们的一贯作风,尽管你们有说不出的苦楚,尽管你们总是很有把握,估计这次仍然是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必将面临更大的困难。“7。1杨佳案”发生在中国共产党87岁诞辰之时,发生在中国现代化文明程度最高的上海,发生在国家政府行政机关大楼,涉及到警察6死5伤,致使案发后迅速成为社会公众质疑司法公正的焦点,同时成为社会最为缺少透明度,缺少可信度的同类案件。 司法程序作为社会公器、国家机器的构成、社会伦理的具体体现,必然是国家和全民利益的一部分。此案的性质已远远超越一起由涉嫌自行车偷盗、警察滥用暴力、报复行凶的刑事案件。由于上海警方在涉及事实真相时含糊其词,敷衍了事,回避和掩盖,蒙蔽公众的传统性不良作风,致使 “7.1”事件已经上升为社会检验公、检、法司法公正,检验政府一再试图改善的执政水平,每况愈下的公信力,检验公民的意志与权利,民权与人权在“和谐社会”中的基本保障,等诸多重要问题的焦点。 今天所有的人,也就是那些“养育了你们”的主人们,都期望 “7.1杨佳”案的公开审理。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公众澄清事实的真相,澄清六死四伤惨案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使此案不至于再次沦为令共和国含羞蒙辱的冤假错案。公、检、法的公仆们,“你们看着办吧”,认清形势,这也是你们所擅长的,仅仅是为了不要闹出更大的不愉快,为了你们的前途着想。 公平、公正的执法是法制社会发展的必然途径,公开和透明是公平与正义的基石,是任何社会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敷衍了事都是对社会犯下的更重大的罪行。如此简单的问题,几十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竟然通过无数流血牺牲来博取,由此看出中国的司法公正仍然处在极为原始野蛮的水平,社会伦理道德仍然无法脱离陈旧意识形态的噩梦,政府的执政水平仍然停留在维护其自身利益,无视国家民众权益,无视社会改革进步,无视公众舆论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初级阶段。 在试图获得生存权的同时,中国已不得不再次将公平与正义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石,上海的公、检、法的人们,试图障碍和阻挠,一手遮天,不觉得是很滑稽可笑的吗? 据报道,杨佳的母亲,一个多年来为伸张个人权力和司法正义的市民,颠沛流离欲诉无门,在其子被拘禁后,上海警方将其带走“配合调查”,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同样陕西的“周老虎”在被警方刑拘后,其家属至今未获得刑拘的通知。瓮安和玉环之乱后,警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严打整治”。中国的公检法体系和司法制度的体制性衰亡,绝对权力构成的绝对腐败,构成了社会持续动荡不安的基本因素,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不要说你看不清楚。 追求正义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哪怕就一次,站出来:公开审理。尊重公众意志,尊重公民权力。 初夏荷与莲前天晚上睡得很早,大概九点多就着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三点多就睡醒了,注意,不是热醒的或者冻醒的,而是真的睡饱了。打开电脑,看下载了还没看的电影和看了很多遍的美剧,然后看着窗外的天一点点的亮起来。最后实在躺不下去了,起来洗漱完毕后,突发奇想:难得起这么早,去大公园看看荷花开了没吧。(顺便决定下次如果在天亮前醒来,就去金鸡湖看日出。) 出门大概是6点左右,太阳已经升起了15度角了,被楼房遮挡的时候还是蛮凉爽的。大公园的老头老太已经很多了,我在各种舞蹈和操练中穿行而过,到了池塘边。的确是有开的,不过不是很多,还有很多都是花骨朵,看来今年苏州的荷花的确开得晚了。大部分离岸都很远,所以很可惜,开不了微距,光圈也调不到最大F2.8,大部分都只能放在F3.2左右上。拍了不少,但真的好的也就这么几张,昨天下午稍微P了下,感觉还不太满意,回头再P吧。其中一套荷花上还有蜜蜂,而且还是两只,可惜两只都出现的那张糊掉了,可惜啊。。。 ![]() ![]() ![]() July 16 悲观主义者的爱情一 对卡哇伊的东西还是没有抵制力啊有个朋友来我家玩,后来我问她对我的房间有何感想,她说:东西很多,但很清爽,有点像女生的房间。呵呵,这句话还是比较中肯的。因为我的影碟柜把手上挂了一个双子座的麦兜猪,影碟柜有一格是专门放模型和手办的,窗户上挂了个圣诞老人头像的CD包,窗台上除了很多个刻录碟CD包以外,还有一个三立鸥sanrio的另一个卡通品牌『美乐蒂』(即My Melody)中那个小恶魔形象的可罗米的纸巾套,桌子上还有一个小猪形象的i-mu(这是个什么东西以前我空间上介绍过,这里就不讲了),我PDA上还挂了个日本原版的带珍珠项链的银猪。
July 14 又新P了几张July 11 昨天新拍的,90后小美眉Noki,又尝试了新风格来PSJuly 09 岂止一个杨佳——澳洲游客西安被劫案的背后 《凤凰周刊》2008APR第12期 总289 —个身捆炸药的疯狂劫匪的出现,一起劫持外国游客的恶性案件的发生,却只起因于一场看上去极为简单却又耗时3年的民事纠纷。这场悲剧,或许本来可以避免。 文/记者 周宇 一辆急驰而来的旅游大巴车突然刹住,停在西安市公安局大门前5米开外的公交车站牌旁。 驾驶室的门猛地被打开,驾驶员跳下车没命地跑开了。一名消瘦的中年男子跟着也从驾驶室跳下车,腰间捆着一圈炸药。 2008年3月5日上午9时45分前后,这一幕令西安市钟鼓楼广场喧闹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一些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打开车窗,各自逃命。 身绑炸药的男子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随手抓住一名澳大利亚女游客,扼住她的脖子,紧握着电子起爆器,朝西安市公安局大门走去。 目击者用“崩溃”来形容这名男子的表情:“他看上去对发生的一切完全没有准备,眼睛里除了凶狠,还有一种忧伤。” 这名男子名叫夏涛,西安郊区的一名下岗工人。他希望通过绑架外国人令自己遇到的麻烦引起重视,并获得面见中央领导的机会。 但疯狂之举不仅没有帮助夏涛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在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结束了他38岁的生命。 被买断的银行职员 1993年,高中毕业的夏涛进入西安市商业银行阎良区分行工作。阎良区距离夏涛的家乡西安市高陵县30公里。 夏涛在银行做过出纳、审核,也做过保安。同事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许多单位的考核,以及在西安的行业系统培训,他常常能获得高分。培训过夏涛的老师至今仍对他留有印象。 而夏涛在阎良的朋友中由被认为是乐于助人,心地善良的人。 1999 年,夏涛认识了小自己8岁的李悦。后来两人结婚。李悦也称夏涛十分善良:夫妻俩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夏总是坚持去买一些年长商贩卖的菜。但李悦发现,夏有时表现得“一根筋”: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 2003年初,由于西安市银行保安系统改革,身被保安的夏涛被买断工龄,下岗了。虽然获得了6万元买断费,但夏涛还是为此落寂了很久。 夏涛曾经试着在阎良经营服装生意,但并不成功。2004年,夏涛离开阎良回到高陵老家,开始了和妻子一样的打工生活。 夏涛以送煤气为生,包吃住后每月还有1100元的工资。老板很喜欢这个打工者,不久前还在向夏涛的家人询问,他能否回到煤气站上班。 夏涛在阎良有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夏涛准备把房子留给儿子结婚之用,于是还会经常回阎良照看。 2001年,夏涛夫妇和1岁的儿子住进了新房。新房在二楼,夏涛可以可以看见楼下街道上人来人往。站在马路上喊妻子的时候,李悦从阳台一探头,楼下的夏涛就可以看见。 但就是这套温馨的居室,最终成了夏涛生命的魔咒。 钉在阳台上的招牌 住房楼下是西安市地税局阎良分局办税大厅。夏涛入住后不久,看到地税局为办税大厅安装了巨幅招牌,这个招牌钉在他家的阳台上。 再也看不见楼下街道的夏涛对这块钉在自家阳台上的招牌非常恼火。李悦记得,夏涛下岗之前,就和地税局就此反复争吵,要求将招牌拆除。 但地税局认为自己租下一楼的房间后,有权也必须安装招牌。双方曾经就如何处理这块招牌达成过口头协议,但最终也未能实施。 单位领导和李悦都曾劝阻夏涛不要为此纠缠。 但夏涛却始终认为道理在自己一边。夏为此咨询了律师、房管所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后.得出一个结论:自己的住房是私有产权,包括阳台墙体、外墙面都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别人在阳台上安装广告牌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如果打官司,必胜无疑。 2003年初,夏涛聘请了一位律师,正式打起了官司,案子在离夏涛家500米外的阎良区法院开庭审理。 当时夏涛的诉讼理由包括:第一,招牌侵占了他阳台外墙面的产权;第二.招牌钉得几乎和阳台上沿持平,影响了他的下俯视线;第三,招牌可能会导致小偷爬进家里来,存在安全隐患。 “肯定赢!”李悦回忆夏涛庭审后回来时兴奋的神情,“对方的辩护人都不能自圆其说。” 但宣判的结果却令他失望,夏涛的诉讼请求未被法院采纳。这样的失败后来夏涛经历了不止一次,招牌也始终钉在那里没动。眼看着钉在自家阳台外的招牌拆不了.夏涛有些沉不住气了。 2004年的一次败诉后,夏涛一气之下回到家中抄起锤子,自己动手到阳台上砸起了令其抓狂的招牌。夏涛没能拆掉招牌,却很快被警察带走.最后因为毁坏公共财产,夏涛被罚款200元。 赢不了的官司 在李悦看来,夏涛能做出这样冲动的事情,一定是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被罚款之后,夏涛仍未放弃。尽管朋友给他的忠告是,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经济支撑,最好不要去打这场实力悬殊的官司。 一些人指责他的“一根筋”,更有人说他的神经有问题:为什么非要为阳台外面的一块招牌打官司呢? 打官司的同时,夏涛也写过***信。李悦称,夏涛当时一边写一边说:“我就不信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夏涛的家人猜测,夏涛买断工龄的6万元钱,除去一些必要的开销,剩下的钱几乎全部花在了官司上。 夏涛的官司上诉到了西安市中院,败诉,再申诉到陕西省高院。2006年.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西安市中院重审。这给了夏涛莫大的希望,他告诉家人说,省高院的一位办案人员表示,这个案子太简单了,发回重审的话,他一定能赢。经过一审。二审再到发回重审,这一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负责重审的法院为此案重新组织了合议庭。重审的结果终结了夏涛短暂的兴奋,他的诉讼请求依然未被采纳,他仍然无法拆掉钉在自家阳台上的招牌。 至此,夏涛已经走完大陆法律途径所提供的所有,他不能再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官司在夏涛的心中到底郁积了什么样的情绪。 2006年,夫妻感情问题也在折磨着夏涛:夏涛和李悦的离婚协议称,离婚的事情不告诉双方的父母,儿子的抚养由夏涛自愿承担。 在李悦看来,夏涛绝对是个好父亲。他每年都足额支付儿子成长所需要的费用,儿子的桌子上,床上满是夏涛买的玩具。打工间隙.夏涛还会时不时地回来陪儿子玩。 但夏还是显得越来越孤独,前妻和父母都不了解他心中的事情。至今没有家人知道夏涛多年官司的细节,更没有人知道那些与官司有关的法律文书放在了哪里。 夏涛在家里留下一个带锁的抽屉,家人曾经看见那里面放着许多和案件有关的材料。劫持事件之后,夏涛的家人打开抽屉,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筹划了3年犯罪 这年秋天,夏涛离开了工作的煤气站,往返于青岛、新疆,北京等地的工地,依靠安装玻璃幕墙和铝合金门窗为生,每天获得几十元的报酬。但每到一地,夏涛都不忘给儿子买回礼物,包括青岛的海鲜。 有时候,夏涛还会回到阎良看看。 夏有个朋友在阎良开了一家打印店。夏每次来看望朋友时,都是直接坐到沙发上先看报纸。有人招呼,他才会应和两句,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夏明显变得沉默了,也不再提及官司的事。这与先前居住在阎良的他有很大不同:那时的夏涛以话多而著称,官司也是他和朋友之间的话题。 2008年3月2日,夏涛离开了家,临行前他告诉家人自己要去成都打工,夏的父亲为此非常高兴—-儿子又有工作可以做了。 离别了父母,夏涛又来到前妻李悦和儿子的住处。 夏也告诉了前妻李悦,自己要去四川成都干活。儿子还没起床,夏涛陪他在床上玩了一会儿。 这个上午,没有人看出夏涛有任何异常、此后的3天发生了什么,对夏涛的家人来说,成了一个永远的不解之谜。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夏涛的愤怒和绝望演变成了犯罪。 3天后的事实表明,那场持续了3年的官司从未停止过对夏涛的折磨。劫持人质过程中,夏涛告诉警方,他为此刻的行动筹划了整整3年。 事实上在半年前,地税大厅已经搬走。如今,夏家的楼下是一家名为“花样年华”的美容会所。夏涛的房子也早已租给别人。 但夏涛心中的结显然从未被打开。 崩溃的劫匪 2008年3月5日上午,西安市中心的钟鼓楼广场,川流不息的人群展示着古都如唐代般的繁华。 那天,一队澳大利亚游客也在这里。一名华裔导游带着9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游客准备结束在西安的行程,出发去上海。 夏涛显然注意到了这些外国人:她们将成为夏涛疯狂计划的一部分。 上午9时45分左右,结束游览的澳大利亚游客开始返回停在钟楼附近的旅游大巴,夏涛也跟着她们一起上了大巴车。 夏在汽车的过道上来回踱步,显得有些紧张。虽然夏涛的皮肤比起城里的西安人显得更为粗糙,但兴奋的澳大利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以为夏涛是导游或司机的朋友。 直到夏涛最后走到导游的身边,悄悄讲了几句话,并解开深蓝色西装的扣子,露出捆在身上的炸弹和手上的引爆器。 来自当地警方的匿名消息源称,夏涛声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携带了各种***材料,要求到北京见中央领导。 夏涛在车厢里吼叫着,要挟司机将大巴车开到紧挨着鼓楼广场的西安市公安局,并提出和公安局长谈判的要求。 大巴车开到公安局门口后,乘客纷纷开始逃窜,手持引爆器的夏涛并没有阻止大多数人的逃跑,于是选择胁持一名澳大利亚女游客与警方谈判。 目击者称,夏涛看上去很慌乱,似乎完全没想好该怎么做。 夏涛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西安市公安局派防弹运钞车护送他去机场,并为其购买飞往北京的机票,安排他面见中央领导。 警方答应了夏涛的所有要求,并真的让夏涛、人质、西安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吴金彪以及一名司机换乘了一辆运钞车。 夏曾经在银行担任保安,或许他希望防弹运钞车能够保证他的安全。大批警车跟随着运钞车.开往咸阳机场。在夏涛要求甩掉尾随的警车后,一些经过伪装的警用车辆继续对运钞车进行包围。 夏注定去不了机场,警方制造了各种路面拥堵来拖延时间,运钞车里的夏涛显得焦急。警方提前制造的一起车祸,让运钞车在机场高速公路靠近未央的收费站处彻底停了下来。此时人质因惊口下过度已经小便失禁,人质在车上用痰盂方便后,吴金彪要求打开车门将痰盂倒掉。 车门打开的瞬间,一名特警冲上前,对夏涛开了一枪,吴金彪立刻补了一枪,夏涛当场毙命。 劫持事件之后 当警察出现在高陵的时候,夏涛所有的亲人都惊呆了。夏的父亲的双手从那时起至今颤抖不止,母亲自此瘫痪在床。 在李悦看来,夏涛做出劫持人质的事件.更多是出于偶然。3月2日的最后一次见面,夏涛没有给儿子买东西。李悦认为,此时的夏涛并不知道3天后会绑架外国人——如果知道3天后有此凶险,夏涛一定会给儿子买东西,多陪儿子玩一会的。 事后陕西省组织力量对澳洲游客被劫持事件进行责任倒查。当地政法系统匿名消息源称,除了夏涛围绕阳台上招牌的官司,责任倒查中没有发现更多的犯罪动机。 上述官司的一系列判决在倒查中被认定没有明显问题,但一位辖区派出所所长却在倒查中因未能及时掌握社会不稳定动向而被免职。 但对于悲痛之中的夏的家人来说,麻烦似乎还未结束。 夏涛的尸体在西安市公安局法医检验解剖中心存放了18天后,被火化.然后回到了高陵。 夏涛的表姐夏娟(化名)为这18天支付了5300元。为了不刺激夏涛伤痛欲绝的父母,夏娟没有提起这笔花销。 夏娟原本准备在3月20日将夏涛的尸体从检验解剖中心运往火葬场,但高昂的费用显然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由于没带够钱,尸体在检验解剖中心又躺了两天。 夏娟只拿到两张写在西安市检察院专用纸上的收条。 收条上显示,这笔费用包括每天100元存放尸体的费用共计1800元、运尸费600元、抬尸费1200元、消毒费200元.劳务费1500元。 夏娟不能理解运尸费与抬尸费有什么区别,也不能理解有了这些费用之后为什么还要劳务费。 缴费的时候,夏娟曾经质疑收费过高,却遭到了训斥。“你也不想想他犯了多大的罪!”一位工作人员说。 为了让死者早日安息,夏娟迅速交了费用。夏娟如今还在等待着解剖中心能开出发票,她好最后给夏涛家人一个交代。此前检验解剖中心承诺会开一个1600元的发票。 夏娟说,她不会像夏涛一样去较真,哪怕对方不开发票,她都认了。 艾未未: 比窦娥还冤这些日子,接二连三的社会渣滓们被掀腾起来,以很糙的方式,义无返顾地实现自我意志、维护尊严,实践对公平的赴汤蹈火般的追求,这不该是人们通常所赞誉的伟大文化传统永不泯灭的精神回归的先兆。 闸北公安干警的恐慌和流血中断了和谐社会的梦呓,同时也明了了一个道理,人间的和谐并不能依靠百万警察、武警来维系。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注意素质。把杨佳推上绝途,另搭上六名警察的生命的闸北分局内部滥用暴力的人们,有种的话是否也应该站出来。 一个没有受过几天教育的北京爷们,用赴死的意志实践了个人对公平与正义的理解,几分钟内释放尽了一个绝望的平民对权力和秩序的全部热情,专家会说,上海未来的两百年是安全的。 看来这块土地上不是没有汉子,只是不可生将孤僻的人逼急,逼成一个混不吝的人。 如此不幸壮举将又一次冲击刷洗历史,从心理上重新定义强权为非作歹、平民任人宰割的毫无幽默感的历史现实。历史是嗜血的,且是贪婪无度,必要嗅到狂热的血腥才会蠕动。 杨x佳,孙志刚辈,由于一根筋,为贱民挽回了一点名声,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无法从引发变革的文挡中删除。这两个人,都并不曾奢望完全地享用那些属于他们,却被肆意糟赆了的权利,仅仅是做到了与令人不快的肮脏势力对视,没有再退缩。正义的历史进化有别于生命进化,一代热血的必须离开,才能置换出那广大的毫无廉耻的冷血者们的生存空间。 7月7号,杨x佳案传出官方的申诉,催人声泪俱下,闸北警方俨然沦为这个世界上最冤的群体,在正常执法中不被理解反遭辱骂,先后二次来京沟通无果,最终遭到残暴。任何人读完这篇文章,都会认为闸北警方真比汶川地震中被埋在渣土之下的孩子们还要悲惨。 有一类人的天职就是说谎,竟然如此拙劣,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把谎话说圆妥。这并不要紧,因为这个世界给了他们说谎的权力,没有谎言的支撑,这里的一切都会在瞬息间坍塌,还是让他们说下去吧。 然而不管怎么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冤屈,表白出怎样的善良和无辜,却都无法获得他人的同情,这才真是比窦娥还冤。从今天起我们相信你,相信太阳从西边升起,魔鬼诚实而公正,校舍坍塌不是因为豆腐渣工程,儿童死后比生前更要快乐,瓮安事件是黑社会所致,警察就是观音菩萨圣母玛利亚的化身,如果需要的话,还会为你做免费足底。
July 08 我的语录(之二)不知道怎地,最近又开始巧舌如簧妙语如珠了起来,而且是摇起舌来气死人不偿命那种,颇有点『痴头怪脑』之风采,哈哈。就把最近的几句话摘录下来吧。。。
二 三 四 July 02 最近几天拍的July 01 [转帖]关于贵 州事件的四点想法关于贵 州事件的四点想法 June 19 邓飞:狗日的“普九造”“普九”期间,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不足和地方建筑业的习惯性腐败制造了一大批劣质的“三无”校舍,在地震中令25000多名学生死伤,酿就一场国家灾难。 狗日的“普九造” 邓飞发自四川 1980年代以来,中国发誓要在乡村建立数以万计的中小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消除农村文盲。在国家财力不济的情况下,这场宏大的“普九”运动交由最低层的乡镇政府筹募资金,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验收校舍。 这批“普九造”导致乡镇欠债500亿元,一些学校被建筑商堵门催款。直到去年12月,中央政府帮承诺助乡镇偿还“普九巨债”,学校才松了一口气。 2008年5月12日,四川遭遇大地震,令至少7000多间校舍坍塌,学生死亡4737人,伤16000多人——这些“普九造”另外一个秘密也被人窥见——它们除了欠债,还可能是令人心惊肉跳的“杀人建筑”。 丧子的父母在四川各地频繁聚集抗议,要求彻查夺命的校舍,形成一股激荡灾区的愤怒力量,令各方侧目。 5月底,中国分管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员刘延东来到四川,要求四川重建规划优先安排学校重建,把学校建成中国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之前,国家总理温家宝抚慰哭泣的学生时,承诺要建更好的学校。 一个共识已经形成:国家必须汲取四川血的教训,给中国的孩子最牢固的校舍,让他们避免死伤。但绕不开的是,这个国家如何检视数量众多的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的“普九造”,并重新审定国家教育政策。 陈玉丧子 三轮车上,男人埋着头蹬踩,陈玉和她的婆婆扶着车,深一脚浅一脚。车子很缓慢,陈可以边走,边看着她的儿子——13岁的黄晴峰就躺在车上的一块木板上,被白色布包裹,外面盖着一块红布。 孩子比木板要长,两只脚伸了出来,左脚断了,不时敲打着车厢。陈停了下来,找了一根绳子把两条腿绑着,再包好。 儿子是绵竹市富新镇富新二小六年纪学生,死于5月12日倒塌的教学楼里。 太阳明晃晃挂在天上,炙烤大地,陈脑子一片空白,呆呆着走。在五福到什地镇同一村的途中,到处都摆着尸体,到处都有人在抚尸痛哭,令陈恍惚。 他们本来是同一村的村民,有瓦房,还有几亩地。多年前,陈的父亲在镇上承包了一间农药化肥店铺,但后来中风半瘫。陈玉和丈夫、儿子来到镇上,帮助父亲。 儿子的学校距离小店约两百米,丈夫黄厚金买了一辆三轮车,给人送农资货品,不忙的时候还可以接接小工贴补家用。 儿子酷爱读书,三年级因为用眼过度戴上了眼镜,可以对父母讲古说今。去年以来,他仿佛是地里的一棵玉米,“见风就长”。 陈翻出孩子的照片,说一个家庭如果有希望,日子就会一天天要好。 生活在地震那个中午支离破碎。丈夫跑在街上,光着脚,像个疯子一样尖声哭喊“快来人啦,我的伢儿出事了”。 瘫软的陈几乎是被丈夫拖着,跑向学校。 三层楼的教学楼散落、堆着,像一个硕大的坟墓。大群家长在飞扬粉尘里哭天抢地,嘶声喊叫自己孩子的名字。 陈疯了一样去翻扒废墟,看见了儿子,他的头和左脚被预制板压着,只露出了熟悉的衣裳。他的教室在二楼,当时需要在三楼上科技课。 钢钎撬不动预制板,最后大家找来大锤敲碎部分板材,取出孩子,却已死了。 凌乱的镇卫生院里,医生一次次告诉这对不死心的夫妻:娃死了,没啥子办法。 孩子摆在外公的店铺门口,外婆给他擦去血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5月13日下午,奶奶从乡村接他回家。在房子东边、约十多米的一块自留地上,孩子的爷爷和伯伯挖掘了一个墓穴,约160CM长。买不到棺材,老人找来一些砖块,在墓穴里砌了一圈。 三个人,一台三轮车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家。 爷爷在墓穴里铺下一块木板,抱着孩子放下,再在砖圈上铺下另一块木板,盖上红布,堆上黄土。 陈不忍看到孩子落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她的心其实是清楚的——外面,婆婆爆发了哭声,那就是要填土了。她在床上打滚嘶喊,抓着自己的头发撕扯,逼着自己不去看孩子最后一面。 螺蛳壳里做道场 当天,陈和丈夫回到镇上。 一共有129名孩子像黄晴峰一样死在倒塌的教学楼里。聚集在学校门口的家长们越来越多,但掏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孩子。 距离五福约二十公里的绵竹也遭遇地震,如同空城。家长们去了受灾较轻的德阳市,买了白布、花圈。他们把孩子的照片放大,然后放到一个个镜框里。 5月19日是国家哀悼日,家长们用木材、雨布在教学楼的废墟上搭建了一个约20平方米的灵堂,把孩子们的照片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 有父母带来了火腿肠、饼干、苹果还有他们院子里的白色玉兰花。 学校里只有该栋教学楼坍塌,老师没有一人伤亡,这令一些家长不满——他们认为老师当时没有组织孩子跑出,一些家长用红色的油漆在校园几乎所有墙壁上写上对老师的咒骂,并声称看见老师就往死里打。 一个问题开始被注意——教学楼是小镇唯一倒塌的房子,而学校附近,一些建于清朝的老房子都没有坍塌。 五福曾是绵竹的一个农业乡镇,小麦、油菜和短暂的打工是农民主要的收入。 在1950年代中国第一轮教育浪潮中,村民们修盖了四间平房,取名五福小学。1988年,该乡被要求建立一所中学。 一个背景是,1986年,中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要在20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制订了从校舍到图书室在内的“普九”验收标准和计划,逐县检查验收。中国很多地方为加快“普九”进程,采取了一次建校、逐年集资的办法来解决学校的校舍问题。 陈的邻居、当年五福乡一名干部称,“普九”规定:不能有危房,条件允许的最好建楼房,但各地为争取一次达标,变成了“无楼不成校”,竞相抬升了“普九”标准。最后,“普九”在各地演变成为一个刚性的政治任务,未被验收者甚至要掉“乌纱帽”。 而在原湖北监利县周沟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回忆中,“普九”似乎是一场类似“大跃进”的鲁莽运动,上级要求在他所在乡镇建15所小学。李根据计生政策判断生源将持续减少,坚持只盖8所学校,还遭遇严厉批评。 中国的主流意见称“普九”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帮助知识的光芒照耀乡村数千万孩子,为中国乡村的振兴提供了人才储备。但因为国家财力限制,这场史上最庞大的乡村教育运动不得不交由乡镇政府募集资金——中国当时执行“农村教育农民办”的分级政策:村建小学、乡建中学。乡政府可以通过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来募集资金。 “普九”必须要达标,中国几乎所有乡镇都刷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醒目标语,然后四处找钱,“政府投一点、银行贷一点、承包商垫一点、教师借一点、社会捐一点“。 1988年6月,五福乡政府获得教育局拨款5万元,自己筹集10多万元,找到绵竹东北乡的一个建筑队开工。 该乡干部称,乡政府一心琢磨着如何拿小钱办大事,“简直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为了省去约3000元的校舍设计费用,他们干脆复印自邻近的什地乡什地中学设计图。 建筑队已经盖好了两层,并且开始封顶。但乡政府负责人决定再加盖一层,免得以后还要盖。此外,屋顶由瓦顶修改为空心顶平板屋面,“不定学生多了,还可以再加一层”。 陈玉回忆说,1989年5月,三层12间教室的教学楼竣工,她和其他同学马上就搬了进去。 有绵竹市建筑设计规划所在内的相关部门迅速完成了验收。一份竣工报告还不无欣喜地说,“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圆满地按三层建筑完毕”。 几年后,建筑队才催要到了该笔建筑款。1995年,绵竹市成为四川省内首批实现“普九”地区之一。 建筑商的秘密:蚊子也能榨出油 当年的建筑队负责人江绪银拒绝对倒塌的教学楼负责,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施工使用的材料包括钢筋、水泥,以及施工过程均是严格按照乡政府提供的图纸进行。 而事实是,整个教学楼全部散掉,外墙和基座没有任何钢筋水泥连接。在一根断裂的承重梁中,家长还发现了砖头和木头等物。 “工程款虽然少,但建筑商还是可以想方设法把蚊子榨出油的”5月29日夜,什邡市一名知情人士约见《凤凰周刊》,自爆秘密。在1990年代初,什邡市教育局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包揽了该市教育系统的所有基建工程。而什邡20个乡镇一共倒塌44所学校,损失最为惨重。 该人士在倒塌的洛城小学教学楼废墟上,对《凤凰周刊》逐一讲解建筑商是如何尽量节约成本,完成对一只细小蚊子榨油的全程。 一根裂开的柱子里袒露着一个个形同爆米花的混凝土团,三根钢筋和混凝土没有充分融合,裸露在外。 “填料的时候,没有用振动泵或者棍棒将混凝土夯实”该人士情绪激动,说建筑商显然是雇请了最廉价的民工,才犯下这些最低级的错误。 该人士拾起两块连接的砖,一拧,里面的砂浆就飞散,随后又捡起一块混凝土,一下下把它拧碎。他解释说沙多、水泥少导致砖与砖的粘合力不够和混凝土的强度不够,原因是当年的1立方沙20—30元,而一包水泥约25元。 该人士还指着混凝土里的长短不一的钢筋说,建筑商为了节省钢筋。此外,1978年唐山大地震令中国建筑人员汲取了血的教训,在后来的建筑规范中,要求弯曲钢筋以彼此形成勾结,确保墙面相互抱紧。而现在发现一些钢筋因为长度不够,未能相互勾连。 偷工减料不止出现在乡村学校,国家救援队在都江堰的聚源中学发现预制板里竟然不是钢筋,而是细小铁丝。而在新建小学废墟里的一些折断的水泥预制板,甚至没有发现一根钢筋和铁丝 《凤凰周刊》获悉,聚源中学的承建商同时也承建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北川中学——该校也是死伤惨重,据称该建筑商在四川教育系统有良好的人脉。 被誉为“2007年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赶到四川救援,先后到达都江堰聚源中学、北川中学、北川曲镇幼儿园、绵竹中学、东汽中学、什邡中学等8个学校参与现场救援,熟悉该些学校情况。 “70%的学校楼板存在质量问题,而学生正是死于这些问题建筑”陈告诉《凤凰周刊》,他们的再生物质公司在其他地方,一平方米的楼板可以打出25—30公斤的钢筋,而在这些学校,只能打出10公斤左右的钢筋,“有的是细铁丝,有的楼板里甚至什么都没有”。 陈呼吁国家一定要调查究责。 据悉,四川的中小学校舍大部是八、九十年代大搞“普九”达标而新建、改建、扩建,均是一批“三无“(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收)校舍。 四川省教育厅称,截至5月26日,四川学生死亡4737人,伤16000余人,校舍倒塌7000余间,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公开的危房 富新二小的教学楼是危房,曾是这个学校公开的秘密。 一个侥幸逃生的6年纪学生说,之前,老师多次警告他们说不得靠栏杆、不得在三楼蹦跳,免得楼板断裂打伤二楼的同学。一名叫张敏的母亲告诉《凤凰周刊》,一名剪短发的女老师来到坍塌现场,拍着她的肩,解释说楼房经不起那么多学生一起奔跑,“一跑就塌了”。 事实上,富新二小知晓自己的危险——1996年就被列为危房,多年来向乡镇、县教育局报告要求解决危房问题。据称,原五福乡政府诉苦说,政府为了学校而欠了一屁股的债,实在是没有钱再投入了。有乡干部还举例说,一些乡镇无法支付学校的建筑款,包工头跑到学校堵门不准上课,所以,富新二小还是幸运的。 乡镇政府显然不能维持乡村学校的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继续在农民身上“找钱”,尖锐冲突令中央忧虑。2001年,中央调整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出重大调整,改由县级政府来统管乡村学校,并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但中央发现县级政府也不够牢靠。1994年,中国启动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上升,而县级政府财力下降,但承担的事权并没有相应减轻,公共事业特别是占县级财政支出大头的义务教育仍然由其承担。 被县级政府视为坏消息的还有,早在2000年,中国试点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2年,四川全面推行税费改革,并设立禁止乱收费的“高压线”。 对大多数财源狭窄的县级政府来说,失去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如同噩梦——偿债资金来源的缺失导致农村“普九”债务沉淀,且连本带利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2007年,中国各地“普九巨债”高达500亿元,其中四川当年尚欠约40亿元。 中央试图帮助县级政府维持农村义务教育。2002年,中央开始对一些欠发达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制定《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规定给县的工资性转移支付资金,省、地市不得留用,全部补助到县。但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不留不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年中央安排的工资性转移支付共892亿元,县级政府实际使用不到60%。 事实上,中国教育政策长期被诟病的是:早在1993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至今未能实现。中国的教育经费支出比例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 此外,中国大部分教育投资放到了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甚少。在基础教育投入中,城镇教育投入又占大头,农村教育只能分到极小部分。 有基层官员称,一个县要对如此该地区的教师足额、及时发放工资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2000年,绵竹市有各类学校269所,教师3535人。 像富新二小的危房显然不是少数。绵竹境内的农村中小学校舍大多修建于80年代或90年代的“普九造”,正处于急需集中改造时期,“都张着口,都要钱”。 中央政府注意到了“普九造”的隐约危险,在2001年启动校舍二期危改工程。2001年,德阳市要求所辖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在2002年底前基本消除中小校舍危房,但仍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该笔危改集资。 在相关的媒体上,2002年,绵竹市声称共投入“危改”资金1115万元。2006年底,绵竹市宣称在十五期间共对农村学校投入2个多亿,消除了D级危房。 富新二小得到多少资金不得而知,但校舍显然没有多少改善——除了在教学楼二楼和老师办公楼之间增修了一条铁链桥,希望在危机时刻多一条逃生通道。但地震发生时,该条铁链桥顿时断裂,未能救命。 行政命令推动的“普九”产生了诸多后遗症,还在乡村发酵。2000年代,李昌平当年的预判变成了现实——刚性计生政策令农村新生儿减少,还有部分农村孩子跟随父母进入城市,乡村生源锐减导致大量农村校舍空置,各地不得不又重新布局——放弃一些学校,同时还要筹资扩建一些学校。 有官员告诉《凤凰周刊》,一些基层政府对学校不胜其烦,认为“普九”的一些问题把学校变成一个无底洞,把基层害苦了。 2006年底,绵竹被评为四川“义务教育示范县”之一。当年,中央决定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由中央和省按照5:5比例共同承担维修改造所需资金,四川随后启动新一轮校舍危房改造,但富新二小也未在其列。 危险一天天在逼近。2007年,五福乡和富新镇合并,五福中学改为富新第二小学。当年9月,黄晴峰和其他3—6年纪的学生全部搬进该楼。 愤怒的火焰 交织在一栋倒塌教学楼背后的一切纠葛,陈玉对此一无所知。家长们只是凭借常识来判断教学楼质量一定有问题,导致孩子冤死。 四川建设厅在一份关于汶川大地震校舍大面积垮塌情况的专项分析报告里,承认有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和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格。 绵竹市承诺派出调查组来调查教学楼倒塌之谜。 5月23日,一名罗姓的女干部来到学校,对家长们宣读调查组专家名单。不幸的是,她被家长发现她的宣读和手上文稿不一样,家长要求罗交出文稿,罗把文稿捏成一团,飞快塞进口袋。愤怒的家长围了上来,罗双手抱头,蹲到地上,面呈痛苦状,很快被其他同事背出。 “他们还想骗我们”陈说。 专家们到了小镇,但迟迟没有开始工作。他们的理由不是没有这个仪器就是忘记带了那个工具。 5月25日,陈和其他家长忍无可忍,决定上访控告。两百多人端着孩子的遗像,浩浩荡荡走出小镇。他们的计划先去绵竹市,如果不行,再去德阳市,“政府一定要派人来调查这栋教学楼”。 这支奇异的队伍引起各方注意。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飞快赶到。根据他的经验,市委书记亲自出面应该可以安抚民众,缓和矛盾。但这次家长们对蒋视而不见,继续前行。 在官方看来,家长们的行为已经违法了信访条例。但到场的警察无法对这个手捧孩子遗像的群体采取任何措施。 蒋跪倒在地,举起双手,大喊绵竹市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有家长开始指责说,娃死了那么多天了,没见过一个官员来下跪,现在群众要上街了,你们就急了。 蒋爬起来,又跑到队伍前面,再次跪下,继续恳请家长们要信任绵竹政府。这名公安局长出身的市委书记一共对人群下跪四次,都未被理睬。 蒋后来承认说,他害怕这两百家长上街成为一根导火索,引发大面积的混乱等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进而影响绵竹的抗震救灾。 家长们最后坚持走到了德阳界内,有人体力不支才同意坐上了绵竹政府提供的车辆,来到德阳市府,面见相关官员。 次日,一个新的调查组进入富新二小,开始取样。 事实上,市委书记下跪劝阻丧子家长上访的照片被发表之后,引发了丧子家长们更多情绪。次日,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家长在该校废墟上举行哀悼活动。另外一个小学的家长们当街追打该校校长,四川的校舍问题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数以千计的丧子家长逐渐变成愤怒的火焰,或可危及地震灾区的稳定局面。 声讨校舍的浪潮汹涌,有人在互联网上借助一个死去孩子虚拟表达了民意——“爸爸我不哭,爸爸你别哭;走向天堂的路,我!虽非自愿,但不埋怨……也许能唤来牢固的重建校园”。 知情人士称,中央政府通过相关渠道已经获悉主流民意,国家领导人对此极为重视,要求务必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重点疏导好遇难学生家长的情绪。 5月30日起,更多的专家受派在什邡、都江堰等倒塌学校提取样品。中央政府承诺,如果发现建筑设计和施工存在违法问题,国家将依法查处。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造成2万人死亡,该国随即出现对建筑商和相关官员的大量指控。 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来到四川灾区,考察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她要求将学校恢复重建纳入当地灾区重建规划优先安排,把学校建成全社会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 中央政府强调要尽快组织力量对四川灾区所有学校进行安全评估和鉴定,确保复课学生安全。危房必须立即停用;需要加固后才能使用的,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加固。 有评论称,中央政府应该重新考量教育政策,承担中国义务教育的更多责任。放眼世界,无论是集权国家还是分权制国家,均是各级政府共同承担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政府层次越高,投入责任就越大——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资分担比例一般为60:40,而中国平均为37:63。 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也曾犯过中国今天之错——将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责任确定在基层政府,爆发了诸多问题。但各国相继强化中央和高层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事权,令中央、和州、省等地方政府成为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 2006年,执政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教育投入要达到占GDP4%的目标写进了中央全会决定。事实上,一个全球最庞大的公务员体系在消耗着中国大部分财税,温家宝总理试图压缩国家机关公用经费开支来筹集对四川的重建资金,或可深刻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只要有一点空闲,陈玉就会去学校,还有其他很多家长也会来到校园——他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孩子,但他们可以坐着,诉说各自孩子的聪明、淘气和好,然后哭泣、相互安慰。 “我还要生个娃,他还要念书,不能再死在危楼里。”35岁的陈玉说,国家承诺对她们这样的家庭灾给予生育政策照顾,允许他们再有一个孩子。 校外,树木上挂满了家长们亲手编织的纸花,或紫或粉红。黄晕里,这位母亲站在废墟上发呆,有如一张剪影,沉默、忧伤。 June 14 今天收了传说中的HD-001『变形金刚』,初看报告今天在凌波收了传说中的HD-001,价格为48,等于16一张,加了1块钱。 为什么不重视生命? 来自刘军宁的博客这次汶川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极为惨重,死亡加上失踪人数接近10万。在32年前的唐山地震中至少有24万人丧生。为什么这两次相隔32年的地震都造成了如此惨重的伤亡?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仍然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如果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都以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为其首要的使命,那么,唐山地震不会死那么多人,这次汶川地震更不会死那么多人。 现行的体制不能有效保护生命权 以这次汶川地震个案来看,国人的生命权在每个环节上都受到了系统性的轻视。 先看看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地震预报与公布。这次汶川地震是否有预报以及是否及时公布是社会各界讨论的一个焦点。有些地方因提前通报这次地震而避免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某省的地震局网站曾事先预报了这次地震,后来该网页奇怪消失了。而且美国先于中国公布了这次地震。可见,中国在地震预报和公布机制上存在中国问题。而每提前一分钟预报和公布地震情况,都可以大大减少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现行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更关心的是政治稳定,而不是生命的安全。条例第六条规定:“不得向社会散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国(境)外提出地震预测意见”。第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条例第五章则是规定如何惩罚向社会传播地震信息的人们。这样的条例既不允许由专业部门来及时预告,也不允许专业部门来及时公布震情。把预报和公布的权力交给低效的、以政治为第一考虑的官僚系统,而且特别强调对外界的保密。这样,关系到民众生命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就被“垄断”了,并完全置民众对自己生命受威胁程度的知情权置之不顾。这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由此造成惨重的损失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次地震最让人伤心的大量的中小学生因劣质校舍丧失生命。在文明社会最优先保护的就是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发生地震的川西北是地震多发带。各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关心当地校舍的安全状况。不仅如此,也未见任何措施来检查国内地震带上其他校舍的安全。可见,学生的生命安全在政府的任务清单上长期以来并不处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这也揭示,腐败不仅仅是经济案件,而且常常是性命攸关的。如此之多的校舍倒塌也充分反映了腐败的普遍与弥漫。而且至今未见反腐的通行有效措施。 从这次地震和震后救灾来看,虽然在灾情公布上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的来说,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是远远不够的。公民的知情权来自于公民的生命权。公民与社会有权利知道关于公民生命安全的一切真相,有权利自己亲自了解这些真相,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布这些真相。地震发生当天和五月二十三日,各媒体收到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通知,要求媒体对四川灾区报道积极、正面、向上,不要渲染负面问题;不许派记者到现场,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门户网站收到来自国务院新闻办的禁令,为报道设置了许多禁区。而关于灾情的信息越充分,越利于挽救生命。封锁信息,就是放走救命的机会。 再看看体制对NGO的态度。在这次救灾中,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自愿救援人员据估计有二十万人之多,比军队、武警以及政府人员都多,大大弥补了政府救援的不足,使许多生命得到及时抢救。在地震发生后,民间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和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来协调民间积极协调数百家民间自发组织的NGO的救援活动。但是,没过多久,政府就迫使这两家民间NGO协调机构停止活动。政府一方面承认救灾主要民众的自救与互救,一方面又不允许民间通过自发结社来参与救援。这对在震后抢救生命与重建很显然是非常不利的。与救命密切相关的结社权,对国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再看看对军人的生命重视程度。5月31日14时56分,一架载有19人的军用直升机,在执行救灾任务返回途中失事。至今没有找到。令人不解的是,直升机竟然没有安装可以发射救援信号和记录飞行情况的黑匣子。这样,找不到飞机,不能及时救助机上人员也就不奇怪了。黑匣子的缺失表明,不仅民众的生命不受重视,连军人的生命,甚至是优秀驾驶员的生命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次地震还暴露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重大缺陷。据报道,在这次四川地震当中,温家宝因愤怒摔过一次电话,对救援行动迟缓的军人们说,你们是人民养活的,你们能不能到达你们看着办。准确地说,中国的军队是所有纳税人养活的,这个军队并不是花人民的钱,花所有纳税人的钱。不过,温家宝的这句话反映国家在体制上重大的问题,政府负责救灾,救灾需要军队,而政府却无权指挥军队,军队归党指挥。可见,中国这个体制没有考虑过当灾害来临之际的时候如何让体制顺畅在第一时间进行救灾。这个背后还是人的生命没有从制度上得到重视。 漠视生命的宪法根源 以上列举的每个环节都疏忽生命的现象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讲,汶川地震造成如此惨重的生命损失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现行的体制不是为保护民众的生命为最高使命。而究其根源,问题恰恰在中国的现行宪法上。 现行的中国宪法规定中国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按照中国宪法,中国国家政权是一部专政机器。所谓专政是指暴力专政,即以暴力取得和维护政权,以暴力剥夺和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这个专政不是对动物而言的,而是对人而言的。专政的直接矛头就是对着人的性命。这样的专政体制,不仅不保障人的生命,而且以消灭一些人为已任。这反映了国家在根本性质上所存在的问题。因此,这个专政所支撑的国家不是以保护民众的生命为最高使命,而是以维持政权、保障江山为国家最重要的使命。如果人的生命的极端重要性在宪法和法律中继续得不到承认,可以肯定,天灾变成人祸的重大事件过去一再发生,今后还会继续发生。 如果说漠视生命的制度源头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的话,那么,不重视生命漠视生命的法律源头则是从现行宪法开始的。在现行宪法里边没有任何关于生命权规定,找不到对人的生命权尊重与保护的字眼。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国家的财产被看成最重要的,并且被大摇大摆地置于人民群众的生命之上。人的生命没在现行宪法中没有位置。如果在最重要的法律当中人的生命没有位置,而在不太重要的法律当中人的生命被置于不太重要的位置。 国家应以保障生命权为第一使命 在中国的法律当中,不仅不见强调生命的重要性,而且把人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分成三六九等,对人的价值进行区分,给一些人提供优先的保障。把人民与群众区分开来,把人民与敌对势力和阶级敌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人民生命的价值高于群众的生命价值,群众的生命价值高于阶级敌人、罪犯的生命价值。这纯粹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加以人为差别对待,而且导致在救灾当中变得完全不可行。因为当看到一个人被压在水泥板下,救援人员没法判断这个人的政治面貌,没法知道他是人民群众还是阶级敌人。所以,国家对所有的人要一视同仁,不能根据政治面貌决定人的价值。应该彻底否定宪法和法律中根据人的政治面貌而决定的人的价值。 从人权的角度来说,这次汶川地震凸现三项权力极端重要性:生命权、知情权、结社权。没有这三项权力的保障就人的生命就没有保障。要想类似唐山地震、汶川地震造成重大生命伤亡的事件不再发生,首先就应该把对生命权的保障写入宪法,把对生命权的敬重、对知情权与结社权的落实,贯穿到所有的法律、政策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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