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s profilecést la vie!PhotosBlogListsMore Tools Help

cést la vie!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程 章

Occupation

Windows Media Player

我的计数器

00Counter.com
Lists
There are no photo albums.
November 14

最高法院长肖扬被双规,办案价格表随之曝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执中国司法牛耳十年,培养了大法官黄松有等广东幕僚无数。最突出的是:他和黄松有,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500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了1,500多亿元财产。

这个利益集团以肖扬、肖扬女儿、黄松有、黄松有亲友、广东省高法执行局为核心,以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广东各级法院分管执行的副院长和执行局长为首,以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广东各级法院的执行法官为主,以一小部分地方党政纪公检官员和国土、国资、银行等国家工作人员为盟,以律师、地方黑帮、利益代理人为辅,在先进集体、优秀法官、优秀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光环的掩盖下,点线面纵横网织,全线控制着广东省的司法枢纽及其涉猎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标的和黑社会势力,是个"撼天动地""让谁都动弹不得"的极权组织。

这个利益集团的极权标志就是:掌控法院公章。他们说:谁也赢不过,我掌握法院公章,就等于掌握天下。他们拿着法院公章,换权换钱换想要的,比如,开设司法黑市,搭建万能平台,买卖司法权、政权、各种利益,买卖裁判文书,等等,无本万利,"合法"安全。

这个利益集团控制下的广东各级法院,成了"我说啥就是啥,我说了算"、"套谁谁得给、要啥就得啥"的利益万能平台。万能的表现在:合法可以变成违法的,违法的可以转化为合法的;可以控制打官司的人,也可以将没有官司的人套进官司控制占有;可以请托公检纪枉法抓人,也可以放人减刑;法官及其利益代理人可以获取想要的,其他司法同盟者也可以获取想要的,地方官员也可以获取想要的;可以获取经济利益,也可以获取政治势力、政治利益等各种权利;......,总之,掌握生死予夺的法院职权,被将这个利益集团控制操纵,成了 这个利益集团实现一切目的棋子、载体、工具和平台。

这个利益集团,采取集体运作、结盟请托、暗箱操作等"司法""专业"手段,违法执行(含违法指定执行)、假证枉判、买卖证据、买卖文书、低估贱拍、自卖自买、解封转移、控制经营、占有侵吞,巧取豪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土地、房产、股权、资产包等财产,总价值1,500亿元以上。

这个利益集团,攻守同盟,不内讧,不揭发,滴水不漏,枪口一致对外。

由于内幕太多,错综复杂,本文不能全面铺开,下面先就这个利益集团的宗旨、黑市行价、黑市规程,简单介绍一下:

一、宗旨和口号

权为我用即我权,规则可以自己定、大家用。
看中的,就得给,给不够、不给的,搁着,再不给,整,投诉的,整死;
要干就要一起干、干大的、"合法"地干、干到底;
搞土地、房产、股权、资产包,少搞现钱;
案结事了,绝不能认错,否则就双输;
应付好上面,封锁住下面,控制好媒体;
要有本事让谁都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工具;
大家嘴巴紧点,自己出了事,不要连累他人。

二、法官的黑市行价

(一)、执行案件行价

执行案件中有土地、房产的,看中的,定好评估行、拍卖行,低估贱评自买,或即时转卖,法官占利60%以上;

执行案件难度较大的,联手整,按标的60%以上收分成费,分成费期权支取,五年内不能动;

对执行案件的申请人,可实现执行标的在100万元以下的,付分成费30-45%;100-500万元的,付25-30%;500-1000万元的,付20-25%,1000万元以上的20%,难度大一点的,须多付5%-10%;

对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少执行或免除债额在100万元以下的,付好处费50-60%;100-500万元的,付45-50%;500-1000万元的,付40%;1000万元以上的,付35%;

自买联买资产包并强制执行的,一定要和律师、银行(含资产公司)、"受让人"一起搞,法官占利50-55%;

为对抗执行的,向利益集团以外的审判法官买卖法律文书的,执行法官牵线,费用由当事人自付,按裁判标的的15-30%支付;

为对抗执行的,向公检部门的干警请托的,好处费由当事人交利益集团支付,具体:在分局、区院抓(或放)一个人,20-80万元,在市局、市院,50-150 万元;判(或少判)6个月,50-200万元,判(或少判)1-3年,80-300万元,判(或少判)5年,100-300万元,判(或少判)7-10年的,300-500万元,判(或少判)10年以上的,300-1000万元;

为对抗执行的,请托党政纪官员的好处费,一律由利益集团支付,不假手于外人。

(二)、审判案件行价

按难易程度,以标的额的15-30%收取,预收50%。按件计价的不少于1万元。

(三)、破产案件

破产财产中有土地、房产和优质股的,定好好评估行、拍卖行,低估贱评,自卖自买,或即时转卖。法官占利60%以上。

清算组的律师、评估师、会计师等人,一律由法官内定。法官占利50-80% 。

三、黑市规程

1、物色猎物

(1)执行案件

对执行案件暂没有执行财产的,但可找到财产,被执行人会出血的,列为"议"案;
对执行案件有存款、股权可供执行的,列为"私"案;对执行案件有土地、房产可供执行的,列为"肥"案;
对没有官司但有优质土地房产等优质资源的,要制造案件将其套上官司的,列为"套案"、"掏"案。
对标的大的、质地肥的、批量的称作"大"案,
对难度大的值得搞的叫"重"案。

(2)、其他案件

由律师或法官接盘,最后谈定交易的,全部列为"个"案。

2、搁置、围困、搞光、整死

(1)、执行案件

将上述猎物按大小按人头分下去,搁置到各个执行法官案头,守着;申请人找上门的就"抛话",听不懂的,就叫申请人请律师来谈价,不从的,搁置,再找被执行人来谈,谁先谈妥,帮谁,找谁要。有时两边要,各帮一点,要双份。
定好了就干。基本方法是:

第一、暗箱操作----将一方认定为下落不明,背着他,封锁信息,勾结另一方搞;
第二、造假----假证据、假文书、假评估、假拍卖;
第三、获取----解封、转移、瓜分;
第四、封锁案卷;
第五、转移或"卖"掉财产,变现。

有投诉的,不惜一切代价,用司法手段围追堵截,让他无法正常生产生活,将其剩下的财产套干掏净,斧底抽薪;不服的,就司法拘留;还不服的,就叫黑社会控制恐吓,殴打绑架;再不服的,请公检部门出马,刑拘判刑,刑满不服的,再整再关。

(2)、破产案件

瞄准国有企业,大家分肥肉。非国有的,则索要钱,否则,强行破产,至于破产财产的处置,以及对不听话的破产人的"修理",与执行案件雷同。

(3)、其他案件

由长期合伙的律师接盘,然后,律师拿着材料找立案庭负责人,再由立案庭找长期合作的各个审判庭法官,一起研究案情和定价,也可以直接找审判法官搞定。可以做的,先收取50%,由律师收取后与法官对半分,案结后再收再分。如果不成功,退一半,或留"律师费",其余退回。事先说好用非货币支付的,可以通过法官律师自办的典当行办好评估抵押手续。支付数额大的,法官会要求通过地下钱庄在境外交割。

判决书出炉之前,你若不按事先付清的,判决就搁置,再不付的,就找另一方给付、再判你输。投诉的,没辙,因为法官不直接对当事人。"乱投诉"的,就让黑社会找你。

3、对获取的财产控制经营,间接式、期权式收取

利益集团将"解封"的、"以物抵债"的、"收购"的、"竞买"的、律师亲友分成到的"猎物",统统转移到"利益代理人"名下,委托"利益代理人"控制经营。利益集团规定,在"是非"期间过后3年内不得转移到自己名下,亲属也不行,收取时不得直接收,不得有人在场,还要留取"有力"证据,证明是收得有根有据、合理合法。对于土地、股权,则时间更长,有的要等到退休后才接收。

4、改案卷、封锁、集体作证,散布反信息,以对付检查,并将调查者"搞掂"。

对于搞过的案件,卷宗不归档。一旦有投诉,就修改:投诉没有证据的,马上造,夹进案卷;投诉程序错误的,改时间内容对象等,重新制作文书,夹进案卷;投诉没送达的,马上制作《公告》,夹进案卷;投诉不查封等不作为的,就将申请查封的资料等资料抽掉;......。

对搞过的案件被调查的,一定要"坚持""抗辩",压死封住,不能认输。务必集体行动,集体证明,集体咬定。而且,要分工散布对投诉者不利的"小道"信息。还有,必须坚持的是,抗辩时,绝不与投诉者公开质证。接受调查时,一定要设法将调查者拉下水。

这个法官利益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长期利用法院运营司法黑市,手贿侵占,腐化地方管制,破坏了社会公正,侵害社会利益。至今,仍牢牢地盘踞在岭南大地。

在广东,看着一个个站在舞台上的腐败权利者,一堆堆冤假错案,一个个冤魂,一张张苦脸,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我们沉重万分。真的,任何有良心的人,心都会被揪得紧紧的。

肖扬、黄松有及其广东法官利益集团、广东司法黑市、深圳司法黑市,能否拔掉?

冤假错案,能否纠正?1500多亿元财产能否追回?

十一届人大所提的"解决司法不公"能否兑现?
October 12

含着真理部的行货当然说不出人话 来自阿丁的博客

 
我们这几代人,喝的是狼奶。没关系,狼奶就狼奶吧,花大把的时间吐一吐,虽然吐不了那么干净那么彻底,我们的脑袋里总算多少干净了些,总算还能凭借残余斑斑污渍的大脑琢磨清楚一些不那么干净的事。
可我们的孩子呢?2000后的孩子,喝的是鹿奶毒奶,在他们还不能像长辈们那样奋力呕吐的时候,就停止了思考。或者,拖着两片被灌满沙石的肾脏生长。
我已经找不到这个政权这个政党任何执政的合理性。这合理性本不该找,除了人类之外的动物种群,统治者的专制和极权从来就没什么合理性可言。这本该是常识,可偏偏成为整个民族的认知盲区,此地沉默的大多数都哄着它惯着它默许着它容忍着它,MLGB的这个国家理解强奸犯的人历来很多、很主动。
当地球人的大多数已经把统治者推进笼子锁上的时候,吾国的大多数还心甘情愿地蹲踞在笼子里,打着饱嗝,极享受地告诉笼外的同类:这么多人口的泱泱大国,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人权。
可你说的是猪权啊,兄弟。
你真的吃饱了吗?如果苏丹红孔雀石绿甲醛尿素三聚氰胺也算是食品的话。那么好,如果你硬说它们是,你说是就是吧,你吃了就吃了吧。可问题是你的孩子也在吃了,你真的对这些小生命无动于衷吗?也许你只想沉默地等着什么某一天自行垮掉,可也许,那个东西的垮掉就差你一句真话出口时的空气流动。也许你认为狼奶的味道还不坏,可也许,你的孩子甚至活不到“享受”狼奶灌溉的那天。
律师们已经直立着发出声音了,发声的还有牛博的朋友,以及几个不那么操蛋的时评家。这时候最不该缺席的媒体缺席了,包括我栖身的媒体在内,大多数的新闻纸上,每天附着着署名新华社的腐朽的铅字,抖不掉的“红字”。这将成为这一国新闻史上最不可容忍的耻辱 —— 这世上还有比婴儿,尤其是我们的婴儿更需要被保护的吗?连为他们说几句真话的勇气都JB没了,你还敢叫传媒,你还敢叫报人?你还敢把邵飘萍挂在嘴边?
别再往真理部身上推了,那是把一个屎盆子扣在另一个更大的屎盆子上——
一个负责发声的器官正在和一个负责噤声的器官媾和,你含住权力的阴茎,你当然只能发出“唔唔唔”的和声。是编辑们是记者们胆怯吗?我敢说有,少数。是那些衣冠楚楚的老总,多数,总爷们认为,顶戴重,花翎重,重过那些小肾脏中的石头和泥沙。所以,他们习惯了自阉和阉割别人。所以别说什么卿本佳人,做媒体的,夹人的居多,负责夹住真理部老爷们的一切行货。那是一种,小人物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爽。

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来自郑也夫的BLOG

这部书的作者杨继绳,曾任中国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三十五年。书名《墓碑》,副标题“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上下两卷共1100页,香港天地出版社发行。

在正文之前,我得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如此重视《墓碑》。1988年,我在哈佛大学作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的助教,协助他——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文革”的头号学者——教“中国文化大革命”一课,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西方主要学府里专为“文革”开课的人。迄今,这门已开了整整二十年的课,成了哈佛富有盛名的传统课程。他强调“大跃进”的失败是促发“文革”最大的因素。这段助教经历让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一直很关注。后来,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也给研究生讲过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尽管我刚回香港,诸事繁忙,但十几天来,一直在看这本书,看得非常慢、非常吃力。我之所以要在FT“三十年回顾”专栏中谈这本书,是因为它是我20年来所读到的那么多研究“大跃进”的著述(既包括中文也包括英文)中,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二十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我相信,这本书在学界的影响将会愈加显著。作者从一九九O年代初就投入精力做研究,成书至少是花了十五年的时间。作者以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有在全国采访的机会,他搜集的资料的扎实程度,在我所见过的这方面的著作中,无与伦比。据作者自己介绍,在写这部书前,他也曾读过相当多的翻译自外国学者、海外华人写的相关著作。他的感觉是:这些研究者远离中国,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的内部资料,所以他读这些海外研究成果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些作者无法像他到处调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进行全面调研的时间和条件。因此,杨继绳虽未经过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但他的方法却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基本的要求。

作者一九六O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杨继绳在研究中,还比较了几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个是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个是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Gerard Calot)。这三位国际学者都是从中国三年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化,来推算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王维志、曹树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读很少,而曹的《大饥荒——1959至1961年的中国人口》那部书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访问学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以清代中国“府”的历史人口资料为基准,测算大跃进期间的饿死人数。

三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及专业背景不一样,王是做统计学的,曹是做历史人口学的,但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后,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

这些数字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这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不但在中国史无前例,而且在全人类文书记载上都是空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学者森(Amartya Sen),曾把中国的大饥荒死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指出这大大超过了印度40年里所有饥荒加起来的死亡总数。森的结论很有名:中国如此规模的大饥荒能延续那么长时间,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顾世界近代以来的饥荒史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未发生过长时期的大饥荒,因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尽快反应,采取措施。所以森强调,导致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千万人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政策被延续了三年以上,在此过程中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因为没有议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选举,正是因为缺少了对执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错误政策尽管每年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仍然强制推行下去。森在《发展与自由》中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普通百姓参与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定会被扭曲,一定不会产生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基层生活状况持续改善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杨继绳1100页密密麻麻的研究成果,是以详细的数据资料论证了森从经济学上得出的结论。杨书中用的那么多细节,超出我的想象,尽管在这方面我以前看了相当多资料,然而读这部书,常常目瞪口呆。

举个例子。以前人们总认为死人是从1959-1960年大跃进进入高峰时才开始,杨继绳调查发现,其实从1958年下半年起,就有饿死人的现象,也有人试图反映。但这种反映往往到了地区一级就被压下去了。杨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好几个重点省——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12个省。饿死人现象,第一波最狠的是从河南开始。

饥荒蔓延,甚至连“粮仓”江苏,也有部分地区饿死人。杨继绳还跑了山西、广西,福建等省的几个地区,发现饥荒在这些省区也有。饿死人,河南信阳是一个典型,因为这里是“大办人民公社”的样板地区。据统计,信阳仅在1958—1959年期间,饿死人按当地公安局的口径是40万人。后来的调查证实,实际上当地掌握的数据超过了100万人。多数干部不敢讲,而敢于向上反映问题的基层干部被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上级打成右倾分子,受到批斗。杨继绳采访过一对反复遭打压的信阳干部,张树藩夫妇,都是为了反映这个问题受到严重迫害。今天张树藩已去世,夫人李瑞英还健在。接受杨采访时,她提到一个细节,那时信阳路边常看见饿死的人,基层还上报死人尸体被吃掉的事件。这些细节让人看了受不了——哪一个村子大概被吃了多少人,谁吃谁,包括吃路边人的尸体,吃自己家的死人,甚至包括自己家把自己家的小孩杀死吃掉。

这种惨状叫人受不了,张树藩的夫人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她以前的一个老战友是李雪峰,华北局书记。她曾试图通过李向上反映,但信件还是被立刻退回来,因为李不敢。

为什么不敢?因为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定下来的。直到后来死人的情况实在太普遍了,真实情况陆陆续续报告到了上面。这些报告,杨继绳做了详细记录,是哪天写的,哪天文件递到了哪一级,比如说监察部门把报告递到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手里,习递到周恩来手里,然后递到最高层毛泽东手里。可是报告到了最高层后,最高层把饿死人看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九个指头”是伟大成就,饿死人是一个指头的“枝节问题”。在这之前不久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批评毛的大跃进政策,已经被打倒。

杨继绳写的信阳因饥荒人吃人的场面令人发指,我所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也没有这样的残酷。在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他在这些地方找到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或者是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目击者。而且,这些细节不止来自一处。在安徽亳县,杨也找到了,包括什么村,哪一家这些细节。亳县全县饿死人超过20万,因为饥荒太严重,以至于有人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这是1960年春荒最严重时发生的,亳县的五马公社,十九里公社,黑桃林,还有城父公社,都是有时间、有地点,有详细资料——这样的细节在书中有上百页。

我以前知道的都是片断的,我的安徽家乡也有类似的事,小时候呆过的一个村子原有一百二十多人,饥荒后剩下来六十多人,死了近一半。村里的老人跟我们讲过死人的惨状,也提到有人因为吃了亲人的尸体后,精神上受不了而发疯了。

这部书建立在全面详细的考察研究的基础之上,令人震撼的,还不仅仅是那些恐怖的细节,更震撼的是,他对这个人间悲剧的深刻发掘。我相信,如果大经济学家森要是懂中文,看到这部书后,一定会写出一篇更有力量、从制度角度来探讨饥荒的论文。

杨继绳披露的一些数据令人深思。在一九五九—一九六O年期间,发生那样范围的大饥荒,并不是因为当时政府手中没有粮食。杨查了当时粮食部的资料,在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期间(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粮食部1959年11月的数据,当时库存粮最高达到887亿斤。即使在1960年4月,饥荒最严重时,当时中国粮库里也还有403亿斤粮。但这期间并没有将库存粮拿出来大规模救灾。开仓放粮,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常用的救荒手段。但在毛时代,没有这样做。杨继绳计算,1960年4月,全国库存粮400多亿斤,按照当时的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你可见当时的政治体制是多么的僵化和严酷。

书中开列了所有大饥荒时期的征粮数字——明明产量没那么高,一经浮夸后,征粮的数字就要大大提高。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1960年期间,不但没有从粮库里拿粮食出来进行全面救灾,反而多征粮,多征了68亿斤——因为层层高压,层层浮夸。

书中还记载了中国高层在那期间的争论。杨继绳采访了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还有别的一些老干部。彭德怀和毛都是湖南人,都回去做了调研,彭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有一段,他说主席家乡的韶山在1958年报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我了解只增产了16%,我问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他说只增产了14%。韶山因为是毛主席的家乡,国家给了不少的帮助和贷款,主席自己也去过这个公社,彭德怀原话说,“我曾经问主席,你了解得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们谈过”。彭认为毛不实事求是。

彭在庐山会议上这样讲,并非没有受到过鼓励,鼓励就是来自毛本人。在1959年3-4月份的上海会议上,毛大讲海瑞精神,而且把明史的《海瑞传》送给了彭,要彭向海瑞学习,敢于对皇帝直言不讳。然而4个月后,彭对毛像海瑞一样讲实话时,却受到无情的打击。几年后发动“文革”,就是以毛的“彭德怀也是海瑞”的“最高指示”为导火线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至少有三重意义。

第一,30年前的改革最早就是从安徽凤阳开始的。凤阳采取的办法,就是分田单干,它受到万里、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大力支持。这个办法在三年大饥荒时已经出现,救活了不少灾民,而且就是因为安徽的做法当时反映上去了,总结这个经验时,一位中层干部讲了一句话,“哎呀,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办法,只要把肚子吃饱就行。后来这句话就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名言,因为邓小平在1962年时引用过这个话。如果不了解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给中国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理解改革开放对中国复活的重要性。

杨继绳的书,正是中国必须要从毛体制走出来才能有活路的最有力的说明。

第二,这部书显示出了作者伟大的勇气和对自己的人民、民族、国家的忠诚。杨为什么把书起名为《墓碑》?他讲了四层含义,第一是他父亲也是饿死的,他为父亲立一座“碑”;第二他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同胞立“碑”;第三是为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制度立一个“碑”;第四,书写到一半时,他的身体检查患有重病,他发誓必须在死前把书完成,等于是给自己立了一个“碑”。所幸,杨在复查时发现没有那个重病,但他还是对这本书出版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做了充分准备。

今天中国的口号是“以人为本”,但空喊没有用,必须落在实处。而这本巨著用详细资料揭示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层不是以人为本,不管这个国家多么“伟大”,都不可能给本国民众带来实际好处。试想当年,若稍有一点“以人为本”的精神,只需把粮仓里的粮拿出一部分,就能救活许多灾民。如果在19六十年代,中国不是拼命跃进,而是以民为本的话,绝不会在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时,每年还出口粮食——出口粮食换回机器(书的第15章)。

这部书的第三个意义可从纯学术上讲。在人文社科方面,中国学术传统最强的就是史学——因为有了司马迁的传统,中国史学一直博大精深。中国史学几千年来,不乏我刚才提到的伟大的道德勇气。如果我们能对本民族、本国人民的命运抱有真正的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史学传统就能在今天的学者手里结出伟大果实——让我们的笔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作证。

October 02

我们就是体制 连岳 @ 2008-9-20

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华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August 05

那些夏日里的清凉女声


下班后去凤凰街吃了碗花溪王,看着时间还早,就先去踩点。因为之前在百度上搜到了地图,所以『雨果书吧』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好找。然后又去随意转了一圈,实在没地方可去后,又回到了『雨果』,点了一杯芒果奶昔,占个有利点的位置(后来事实证明:这位置并不算有利。。。)
雨果咖啡书吧,之前从来没来过,环境还是不错的(主要还是因为没人,清净),的确如网上所说,适合一个人过来消磨时光,把它当成大学自修室就可以了。站在门口拍了一张。

我来得比较早,几位歌手都还在调音,忙忙碌碌的。我坐下后也开始拨弄我的相机,试拍一下,发现晚上室内不开闪光还是很难拍好的,可惜忘了带脚架了(其实估计就算带了也不太好意思拿出来)。看到有位同志貌似是肚腩以南请来的摄影师,手上拿了个徕卡胶片机,让人看着很有犯罪的冲动。。。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音乐会终于开始了(在这里说一下,貌似准备还不够充分,看上去好像音老也调不好,说是8点开始,实际大概是8点一刻才正式开始。而设备也出过几次小问题,啸叫和杂音出现了好几次)。其实我本打算坐第一排的,后来为了放杯子换到后面去了,结果前面一个家长带过来的死小孩不好好听,脑袋老是动来动去的,让我不时有用西瓜刀把他脑袋劈掉一半的冲动。所以我只能在那脑袋做波朗运动的间隙拍照,很多都糊掉了。下面随便挑几张出来,稍微做了下,总算稍微能看一下吧。
第一位出场,吴雪颖,之前没听过,以自创的英文民谣为主,很不错。

第四位出场,禅婵,电子迷幻风格的键盘手。也算有利有弊吧,我坐的位置刚好可以看到她播配乐的笔记本,顺便还能看到了她的MV。

说来惭愧,今天过来主要就是要听mimiliang的。最近几天打开电脑就要开她的音乐博客听歌,看她的POCO上的照片,小小婚誓和小桃红这两首怎么都听不厌,可惜今天她现场没唱。。。

到后来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干脆站起来拍了,前面那颗脑袋总算是可以无视了。。。

比较遗憾的是,中间两位,哪吒在此和奥丁,虽然也谋杀了不少内存卡,但回来挑来挑去挑不出一张自己满意的(大多都手抖糊掉了)。其实今晚才发现,其实这两位的实力相当强劲,绝对不比mimiliang差,我个人特别喜欢哪吒。不过图片就欠奉了就。
总体而言,苏州站应该来说还算是成功的吧,歌手和听众之间还是比较有默契的,虽然中间有些设备之类的小问题。五位女歌手都是实力派的,祝愿她们在各自的独立厂牌下茁壮成长,也希望独立音乐在苏州也能有更多同好。

附上点我喜欢的mimiliang拍的照片:

 

August 01

转两篇关于杨佳的新报道

怀疑谢有明与“控制”杨佳母亲的人存在默契,请求在开庭前先行调查,同时吁请查处上海三名检察官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罗洁琪】来自北京八家律师事务所的16位律师,日前联名致信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律师协会,请求对上海谢有明律师代理杨佳案件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处理。
  同日,上述律师还致信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要求紧急查处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董、陈 、许姓三位检察官。因为后者强行阻止杨佳父亲聘请的两位北京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严重违法行为。
  两封举报信的起草人程海律师向《财经》记者证实了此事。这两封信以及邮寄证明的扫描件,都保存在程海律师的公开信箱中。
谢有明被指涉嫌违法
  在第一封信中,16位律师劝告谢律师,应向北京警方提供杨佳母亲失踪的行踪线索。他们指出,杨佳母亲目前是惟一有资格为杨佳聘请律师的人(据上海检方声称,杨佳不接受其父亲为他聘请的律师),但她已失踪多日,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谢律师却于7月17日与杨佳母亲签订了委托协议,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
  这些迹象表明,谢律师与“控制”杨佳母亲的人,有某种默契和配合关系。
  另外,16位律师还请求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律师协会,调查谢有明律师一系列有害于嫌疑人的言行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应当劝其立即退出本案辩护,并按照律师法、律师执业纪律对其予以惩处。
  16位律师强调,根据《广州日报》7月8日的报道,谢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发表了一系列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观点:比如说杨佳精神正常,法律意识强,“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严重的,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关于这些言论,谢有明律师至今没有进行公开反驳。
  而这些言论,甚至是在他还没有接触案卷资料的情况下就公开发表的,严重违反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纪律中要求律师审慎评论的义务。
  程海告诉《财经》记者,要求查处同行谢有明律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如果媒体披露的谢有明律师的一系列言行属实,那么谢律师就严重违反了律师法以及律师执业纪律,已经不再是一个合格的律师了。
  这样的事情对律师界的影响很恶劣,甚至对法治的进程破坏性也非常大,所以16位律师认为,对于此事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16位律师还请求调查处理,谢有明律师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和回避的问题。理由是谢有明律师现为上海市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众被害警察的工作单位和侦查此案的公安机关均是政府的下属部门,所以谢律师应当回避本案。
  鉴于合格的律师介入本案事关重大,媒体披露的谢律师言行,已证明其在本案中不是一个合格的律师,16位律师呼吁,应在一审开庭前完成上述调查处理。
  为此,16位律师建议,应在对谢有明调查处理结束时,再开始审理此案。同时,有关方面应将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以挽回不良社会影响。
三检察官被控越权
  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及上海市检第二分院的第二封信,详细描述了受杨佳父亲委托担任杨佳辩护人的熊烈锁和孔建律师,到上海市第二检察院要求会见杨佳但被拒绝的经过。
  在信中,熊烈锁和孔建律师称在2008年7月12日,他们两位依法接受杨佳之父杨福生的委托,欲担任杨佳的辩护人。
  7月15日上午,熊烈锁和孔建律师到上海市第二检察院向负责该案的陈姓和许姓检察员递交了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律师证及杨佳之父杨福生的身份证复印件。
  检察官对熊和孔两位律师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他们要通过公安局落实委托人身份的真伪及是否委托了律师。第二、通过司法局要核实律师证的真伪。第三、是否聘请律师他们要征求杨佳的意见,但目前杨佳没有表示要请律师。鉴于上述情况,检察官让两位律师等答复。
  熊和孔律师则认为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提出了异议,但未被采纳。
  7月15日下午,熊和孔两律师直接来到上海市看守所,看守所警官认为可以会见杨佳,但鉴于看守所吃饭时间已到,为保障两位律师有充分时间会见杨佳,让他们明天一早再来。
  7月16日。两位律师赶到上海市看守所,等到接近11:00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号为005564的警官告诉两位律师,会见杨佳需得到“二分院”准许。
  7月16日15:00,熊和孔律师来到“二分院”。“二分院”董姓检察员向二律师出示了注明日期为7月15日的询问笔录,并根据杨佳在笔录中的陈述——“我只接受母亲为我聘请的律师,其他人聘请的律师我都不认可,包括我父亲”(大意),告知两律师不能担任杨佳辩护人,不能阅卷和会见杨佳。
  7月17日,两律师被告知,杨佳已于当日聘请谢有明等为其律师。就在当天,熊律师和孔律师所在的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投诉信,要求依法督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保障律师的阅卷、复制、会见权。
  针对以上事情经过,熊烈锁、孔建律师和其他共16名律师认为,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三位检察官,侵害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为在审查起诉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须检察机关许可;如何安排会见嫌疑人,亦应当由看守所依法办理,与检察院无关。
  16位律师表示,熊和孔两位律师接受杨佳父亲聘请担任其律师合法,并有权会见杨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检察院虽然有通知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义务,但无权干涉嫌疑人是否聘请律师和聘请哪位律师;检察官就杨佳如何聘请律师做笔录,并依据该笔录阻拦律师担任杨佳的律师,拒绝律师阅卷和会见杨佳,缺乏法律依据。
  他们还强调,熊和孔律师在要求会见杨佳时,递交了律师手续和杨父的委托书,符合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两检察员和看守所都无权以讯问笔录对抗和剥夺二律师会见杨佳的权利。
  另外,针对检察人员的这份笔录,16位律师共同认为,该笔录最多只能算作杨佳曾向第三人陈述的只愿意接受其母亲代聘请律师意愿的一份民事证据,而不可能是回绝杨父为聘请熊烈锁和孔建律师的民事行为本身。杨佳父亲为杨佳聘请律师,杨佳拒绝其父亲为其聘请的律师,都是公民民事行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无关;要拒绝律师,也应该由杨佳会见律师后亲自提出才作数。
  根据上述的理由,16位律师向上海检察院及上海检察院第二分院提出以下的请求:
  1、立即调查陈、许二检察员7月15日违法拒绝熊烈锁、孔建律师依法执业、会见杨佳的违法行为。
  2、立即调查陈、许二检察员7月16日依据杨佳审讯笔录,阻止熊、孔二律师担任杨佳的辩护人、拒绝熊律师会见杨佳,并将该笔录违法交给看守所或告知看守所的违法行为。
  3、调查处理三检察官没有如实告知杨佳其父亲已经为他聘请了律师,律师要求会见他的事实(笔录无此记载)。
  4、依检察官法对违法的检察员进行惩处。
  5、查清做笔录的检察员的行为是否有领导授意,如果有授意,授意人应当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6、将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挽回恶劣影响。
  16位律师最后强调,熊和孔律师有权就拒绝律师会见杨佳的行为,起诉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和上海市第二检察院

 

北京律师举报杨佳的律师涉嫌绑架杨佳之母
《财经》记者 朱弢 陈中小路 《财经网》
称此举目的是提醒法院对杨佳辩护律师的资格进行进一步审查
  【《财经网》专稿/记者 朱弢 陈中小路】“上海袭警案”又生枝节。7月23日,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劲松在该律所网站发表文章称,他已向北京、上海两地有关部门寄出实名举报函。举报函说,杨佳的母亲王静(化名)已与家人失去联系20多天,极有可能被绑架;而杨佳的律师谢有明可能是绑架王静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此前,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有明已被聘为杨佳的两名辩护律师之一。杨佳被捕当天,谢有明即介入此案,并向杨佳提供法律帮助。不久后,谢有明同时担任上海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的身份被媒体披露,从而引发他是否有资格担任杨佳辩护律师的争议。
  据《财经》记者了解,李劲松系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曾担任北京“小贩杀死城管案”中被告方崔英杰的辩护律师。
  李劲松对《财经》记者表示,他是在详细分析了7月15日至7月19日期间的相关媒体报道后,得出相关结论的。
  《京华时报》的报道中称,“上海袭警案”发生后半个月里,杨佳的姨妈王丽(化名)与杨佳的母亲王静失去了所有联系。从7月2日开始,王丽多次试图与王静取得联系,都没有结果。7月13日和14日,王丽连续两天到北京大屯派出所打听王静的下落,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多方寻找没有结果,可以向警方报王静走失。7月17日下午,王丽前往北京大屯派出所,报告王静走失。随后大屯派出所启动了对杨佳母亲王静的寻找程序。
  7月18日,王丽又分别向北京大屯派出所和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询问情况,仍未获得有关王静行踪的有效信息。
  7月17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杨佳提起公诉。
  7月19日,上海东方网发出报道称,上海市律师协会在当天表示,杨佳已正式聘请谢有明、谢晋两位律师担任法院审判阶段的辩护人。之前,杨佳曾书面委托母亲为自己聘请律师,并表示“除我母亲之外,任何人请的律师我都不认可,包括我的父亲”。为此,“两位律师专程赴京会见了杨佳母亲”。报道还称,“当杨佳见到母亲亲笔签署聘请两位律师的书面材料后,随即签名表示同意,还办妥了所有委托手续。”
  李劲松根据相关报道和法律程序分析,“两位律师专程会见杨佳母亲王静”,并与其办理授权委托手续的时间,最早只能在7月17日,即检察院将案件公诉到法院的当天。其时,王静已与其家人失去联系长达半月之久。
  李劲松据此提出疑问:“杨佳的姨妈都不知自己的姐姐身在何处,只能用报警办法来寻找,连北京的警方都找不到,谢有明律师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的呢?”
  李劲松认为,王静“失踪”,存在被人绑架的可能性。而根据公开的报道,谢有明的确曾和“失踪”的王静会面。李劲松就此认为:“谢有明律师很可能是非法拘禁绑架杨佳母亲的犯罪嫌疑人之一”,或者至少也是“知情关系人”。
  李劲松表示,他已于7月21日用特快专递将举报函寄出,接收者分别为北京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上海市闸北区法院。7月23日下午,他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回复。
  “希望举报函能提醒法院在审理杨桂案时,对其辩护律师资格进行进一步审查。”李劲松这样解释他进行实名举报的初衷。
  7月23日下午,《财经》记者还致电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试图与谢有明取得联系。该所工作人员表示,谢有明律师不在律所,并且无法与谢有明本人取得联系。

July 26

明报今日社论:2周3宗記者採訪受阻公安行徑有違中央之言

昨日,香港記者在北京採訪民衆購買奧運門票時,遭到公安人員粗暴對待,這是兩星期以來,香港記者在北京第三次被公安人員對付,而公安人員使用的手段也愈來愈粗暴。情况不但與中央強調奧運期間「盡量讓記者報道國情」的大政方針背道而馳,也不符合中國當局希望藉着北京奧運,向世人展示現代中國和中國人文明、健康新面貌之目的,反而是顯露了公安人員橫蠻粗暴的一面,損害了中國的形象。
公安粗暴升級 新華社幫腔護短
這三次公安人員粗暴對待香港記者事件,首先是本月11 日,《明報》駐京記者在北京採訪華夏商品現貨交易所涉嫌詐騙巨額資金事件期間,突然遭到北京巿西城區多名公安人員粗暴對待,並奪走攝影機,其後更強行取走攝影機的記憶卡。
第二宗是前日,本港電視台的記者採訪北京民衆輪候奧運門票時,公安人員阻撓,記者被粗暴地押上公安車,拘留約一小時,經國務院新聞辦和港澳辦介入後,記者才獲得釋放。
第三宗就是昨日,本港4 個傳媒機構、包括報紙和電視台的記者,採訪民衆輪候奧運門票的混亂情况時,被公安人員粗暴地阻撓採訪。從電視台拍攝到的現場情况看,有記者被公安人員從採訪梯拉下來;有電視台記者站在臨時拉起的警戒線以外,但是公安人員仍然趨前把記者推倒地上,記者爬起來欲查看動粗公安人員的警號,其他公安人員使出鎖喉手攻擊記者;有電視台記者的攝影機被公安人員扯爛了,但是公安人員卻咄咄逼人地說「是你(的攝影機)碰到我的手」;然後是有報章記者被多名公安人員押走。
從上述三宗事態的過程看來,公安人員不但阻撓了香港記者正常、合法的採訪權利,公安人員使用手法的粗暴程度,續有遞增。使人擔心再發展下去,可能會演發更壞的情况。
從昨日現場事態片斷所見,記者追究攝影機被弄壞時,公安人員卻說成「是你(的攝影機)碰到我的手」,這種耍無賴的做法,與流氓惡霸欺壓善良百姓,有什麼不同?此事反映公安人員的質素參差、在民衆之間風評不高,原來是有所據的。
官方新華社其後發稿報道此事時,就整件事,卻只說「香港《南華早報》記者王某進入北京警方設置的臨時管制區域,不服從警方管理,並踢傷值勤民警,致使民警張某受傷住院。」單看這個報道,以為整個事態只涉及一名記者,而報道明顯是指摘記者不對。但是從電視台拍攝的現場事態,新華社的報道片面而偏頗,基調是惡人先告狀。新華社如此幫腔護短,令人遺憾。
總之,連續三宗、特別是涉及採訪奧運相關事件,香港記者都遭到公安人員粗暴對待,使人十分遺憾,公安人員動輒扣留記者,更是使人憤慨,連串事件,已經損害了國家的形象。香港記者在京採訪奧運,是按正常程序審批,獲奧組委邀請,理應得到有關方面協助,現在得到的待遇是粗暴阻撓,這樣不但妨礙信息自由流通,亦違反了中國申辦奧運時許下的承諾。
京奧乃大喜事 平安歡慶應兼得
距離北京奧運揭幕還有兩星期,北京正努力做好一切準備,務求以嶄新面貌迎接各國運動員和旅客,主管宣傳事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日前在考察奧運新聞中心時對外國記者說,希望他們「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友好的中國、前進的中國,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間架起一座友誼的橋樑」,但是公安人員接連對付記者的做法,卻與「中央精神」大相逕庭。我們希望當局盡快下指示,要求公安人員「文明執法」,務必要保持社會氣氛祥和,而非殺氣騰騰、使人透不過氣來的場面。
經過今年初低溫雨雪和四川大地震的天災、奧運火炬在境外傳送遭到干擾,而奧運安全也遭受挑戰情况下,中國當局爭取一個「平安奧運」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中國人首次主辦奧運,是一件舉國歡騰的事,在爭取一個「平安奧運」環境的同時,如何不致壞了奧運的歡欣興頭,當局要拿揑好箇中平衡,目標應該是兩者兼得。
中央對於「平安奧運」的高要求,公安人員承受着巨大壓力,執勤時,心理上可能處於「零容忍」狀態,稍有狀况便要嚴打。以連續兩日公安人員粗暴對付香港記者的事為例,明顯地是發售門票的安排處理不善,大批民衆聚集(最多時約有3 萬人),在人群管理和控制上,內地那一套粗放型的做法,香港市民看在眼裏,經常都會搖頭。輪候情况發展至昨日上午,警力明顯捉襟見肘,難以應付,而民衆起哄、場面顯得有點失控之時,香港記者剛好在場採訪。從電視鏡頭所見,公安人員出手對付香港記者,有點顯得氣急敗壞之狀,這種情况,顯然是現場氣氛逼出來的。
「平安奧運」肯定不是靠叱喝辱駡,就可以得之,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公安人員站在第一線,與民衆面對面接觸,如果心理繃得緊,思想有包袱,執法行為過火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總結公安人員與香港記者衝突的經驗教訓:公安人員放鬆一點,以平常心處理場面,並按要求「文明執法」,則中國和中國人的文明、健康新面貌,就有可能向世人展示出來。

July 23

[转帖]你我只有一步之遥–我为什么支持杨佳

  “你以为我卑微,不美,我就没有了感情了吗? 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像我们都是赤裸着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 《简.爱》

  我得说我并没有真正看懂《简.爱》,至今。大学的时候看电影,看书,看英文版,更多是为了附庸风雅,或者说增加自己的视野和谈资--但简的这句话却是深刻的和震撼的。

  我说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杨佳,绝不是支持他的杀人暴行,但是我支持他作为一个人--他和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像我们都是赤裸着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他用极端的方法维护了自己的认可的规则,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但是把他逼向绝路的社会和权贵阶层就没有责任吗?!就可以继续一如既往地暗箱操作,把一条和我们平等的灵魂和生命消灭吗?!

  当瓮安的俯我撑暗无天日的时候我没有说什么,因为已经无话可说,而且我的确属于“不明真相”之列,不必要因言而惹上不必要的麻烦--虽然我很欣慰我已经呼吸着民主的空气,但那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和丝藕相连的牵挂让我远隔重洋依旧感觉到那种力量的存在。然而,为什么我会为我一个素不相识、甚至在现实中也许都没有共同语言的“杀手”而呼吁呢?

  如我前文所说,听到警方公布的那段录音,我觉得是那么的熟悉和似曾相识。看了《南方周末》的“杀人者杨佳的青春档案”一文,我的这种感觉可以说更明显了。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凡事讲究规则”,任性而又执着的孩子,所谓“认死理”的那种,这种性格在阅历的打磨下可能已经有些不那么明显,但我知道这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幸运的是,我成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环境下,我也生活在哪个曾经还有梦想和希望的时代,在青春的叛逆年代校园里,我已经因这种性格而多次“以身试法”提高了“经验值”,那一个春夏里的血与火的洗礼,让我更现实地认识到了自我保护和理想现实的平衡。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历过几次有惊无险的插曲,每一次都让我对某种自小被根植的东西产生了更多疑惑。看到杨佳的故事,其实我有一种后脊发凉的庆幸,我感到幸运这样的厄运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杨佳

  《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我不敢说作者对杨佳或者民意有一定的倾向性,但至少不是一篇普通的官话连篇的文章。从上海警方发表的各种言论中,我们看到数不清的谜团,无数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当然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而已,并不只是在这件事情上可以如此。比如说,我们至今不能了解到那些调查的全面材料,我们至今没能看到公布是哪些人如此“尽职”地调查了杨佳以及这些人和这次的被害者是否存在某种联系。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杨佳可怜的母亲所谓被上海公安配合调查却在北京被报失踪的事情,以及看到其母亲和杨佳在这个社会上被一再欺凌的事实。我们更无法理解如此高高在上的上海警方既然没有侵害杨佳,后来也只是扭扭捏捏地承认“肢体接触”,缘何会需要主动跑到北京去和草芥小民“沟通”?在这一切的迷雾之下,“不知真相”的群众们只能各自联想了。

  如果杨佳的确是如文章所说的性格,如果我可以用自己的性格试图其理解和揣测其实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人,我却相信杨佳本却是一个天真地相信一些基本信念的人--也就是正义、平等和法制。从其对粗暴执法的公安的言语、从其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执着做法,可以看到他对法律和公平曾经有着天真的执着和梦想,也许90%的中国人早已经不再有或者从来就没有这种梦想和期望了。然而当这些最基本的信念都被彻底粉碎的时候,选择是消沉、逃避、接受或者是反抗,抑或苟且偷生,就因人性格、环境、境遇、机遇而异了。

  不幸的是,各种原因的纠结,杨佳选择了最原始的暴力方式,我们无法去知道他只是单纯去泄愤,还是意在把“事情闹大”用血腥的结果来挑战这个他本来曾经相信、曾经以为还有一丝基本公正的的体制的弊端。

  当他们屠杀犹太人时,我没有抗议,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屠杀基督徒时,我没有抗议,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后来他们要杀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抗议了…… -- 马丁尼莫拉(Pastor Mantion Niemoller)

  也许我这类的人极少数,也许我只是自以为是地把一个毫不相识的人某些略有相似的想法用自己的片面之间来理解。然而,正如《简爱》让我如此深刻地让我相信了“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像我们都是赤裸着来到这个世界一样”,我不想把一个杀人者捧为“梁山好汉”(事实上我一直不认可所谓梁山好汉的作法,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糟粕思想的经典代表),也不想只是因为处于对于警察的延误而幸灾乐祸地颠倒黑白地支持他,更不想把这件事情上升到某个政治观点的程度,因为我说过那股阴影至今还会之不去。但是,我呼吁让我们能更深刻地分析这样的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让公众去更清楚地了解到杨佳背后的真相和动机,让造成杨佳悲剧的社会为杨佳承担些须应该承担的责任。

  如果让我们处身置地的想一想,不知道您是否像我一样地认为,你我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所谓一步走错,全盘皆错--如果命运不小心让你我遇到类似杨佳的处境,我们是否能够做得更有意义?

  也许我的声音是如此苍白无力,但是每当我想起Pastor Mantion Niemoller所说的“后来他们要杀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作声了…”,我总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说些什么。就算并不能改变什么,也能让自己的声音有一丝共鸣,有存在过的意义。

  正如您从我文字中看到的那样,我仍然天真地相信些一些东西有机会在中国存活,虽然对此我很绝望
July 21

让我们一起唱国歌吧!!

在最近这些不平凡的日子里,让我们齐声高唱国歌吧!!

July 20

『转帖』审判

7月17日,上海市看守所拒绝了来自北京,由杨佳父亲委托的代理律师熊烈锁。在无法证实杨佳是否获得由自己选择律师的情况下,熊烈锁郁闷的离开了上海。由此而见,上海检方拒绝合法的司法程序,拒绝杨佳的合法权益,拒绝善意和良知,一意孤行企图草率的了结此事。

这里需要提醒上海的是,尽管这是你们的一贯作风,尽管你们有说不出的苦楚,尽管你们总是很有把握,估计这次仍然是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必将面临更大的困难。“7。1杨佳案”发生在中国共产党87岁诞辰之时,发生在中国现代化文明程度最高的上海,发生在国家政府行政机关大楼,涉及到警察6死5伤,致使案发后迅速成为社会公众质疑司法公正的焦点,同时成为社会最为缺少透明度,缺少可信度的同类案件。

司法程序作为社会公器、国家机器的构成、社会伦理的具体体现,必然是国家和全民利益的一部分。此案的性质已远远超越一起由涉嫌自行车偷盗、警察滥用暴力、报复行凶的刑事案件。由于上海警方在涉及事实真相时含糊其词,敷衍了事,回避和掩盖,蒙蔽公众的传统性不良作风,致使 “7.1”事件已经上升为社会检验公、检、法司法公正,检验政府一再试图改善的执政水平,每况愈下的公信力,检验公民的意志与权利,民权与人权在“和谐社会”中的基本保障,等诸多重要问题的焦点。

今天所有的人,也就是那些“养育了你们”的主人们,都期望 “7.1杨佳”案的公开审理。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公众澄清事实的真相,澄清六死四伤惨案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使此案不至于再次沦为令共和国含羞蒙辱的冤假错案。公、检、法的公仆们,“你们看着办吧”,认清形势,这也是你们所擅长的,仅仅是为了不要闹出更大的不愉快,为了你们的前途着想。

公平、公正的执法是法制社会发展的必然途径,公开和透明是公平与正义的基石,是任何社会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敷衍了事都是对社会犯下的更重大的罪行。如此简单的问题,几十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竟然通过无数流血牺牲来博取,由此看出中国的司法公正仍然处在极为原始野蛮的水平,社会伦理道德仍然无法脱离陈旧意识形态的噩梦,政府的执政水平仍然停留在维护其自身利益,无视国家民众权益,无视社会改革进步,无视公众舆论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初级阶段。

在试图获得生存权的同时,中国已不得不再次将公平与正义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石,上海的公、检、法的人们,试图障碍和阻挠,一手遮天,不觉得是很滑稽可笑的吗?

据报道,杨佳的母亲,一个多年来为伸张个人权力和司法正义的市民,颠沛流离欲诉无门,在其子被拘禁后,上海警方将其带走“配合调查”,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同样陕西的“周老虎”在被警方刑拘后,其家属至今未获得刑拘的通知。瓮安和玉环之乱后,警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严打整治”。中国的公检法体系和司法制度的体制性衰亡,绝对权力构成的绝对腐败,构成了社会持续动荡不安的基本因素,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不要说你看不清楚。

追求正义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哪怕就一次,站出来:公开审理。尊重公众意志,尊重公民权力。

初夏荷与莲

前天晚上睡得很早,大概九点多就着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三点多就睡醒了,注意,不是热醒的或者冻醒的,而是真的睡饱了。打开电脑,看下载了还没看的电影和看了很多遍的美剧,然后看着窗外的天一点点的亮起来。最后实在躺不下去了,起来洗漱完毕后,突发奇想:难得起这么早,去大公园看看荷花开了没吧。(顺便决定下次如果在天亮前醒来,就去金鸡湖看日出。)

出门大概是6点左右,太阳已经升起了15度角了,被楼房遮挡的时候还是蛮凉爽的。大公园的老头老太已经很多了,我在各种舞蹈和操练中穿行而过,到了池塘边。的确是有开的,不过不是很多,还有很多都是花骨朵,看来今年苏州的荷花的确开得晚了。大部分离岸都很远,所以很可惜,开不了微距,光圈也调不到最大F2.8,大部分都只能放在F3.2左右上。拍了不少,但真的好的也就这么几张,昨天下午稍微P了下,感觉还不太满意,回头再P吧。其中一套荷花上还有蜜蜂,而且还是两只,可惜两只都出现的那张糊掉了,可惜啊。。。





July 16

悲观主义者的爱情


今天电脑坏掉了,在等待修理的时候,看掉了半本廖一梅的『悲观主义的花朵』。

原先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人,在看孟京辉的那套戏剧集盗版DVD时,发现里面收录了一档央视的『人物』节目,主题就是孟京辉和他的先锋戏剧,其中有采访到廖一梅(虽然访谈内容也是关于孟京辉其人)。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所钟爱的『恋爱的犀牛』和『琥珀』这两部戏,都是廖一梅写的;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看上去如此文静、弱不禁风的小女子,体内居然蕴含着如此强烈的爱情能量。
于是买了她的剧本『恋爱的犀牛』+『琥珀』,在某一个下午一口气看完。不过瘾,于是又买了她的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在『悲观主义的花朵』的每一页,你都可以感到爱情像玻璃一样刺穿自己”,这是书皮外封条上的广告词,而在今天下午,我也的确感受到了这句话。

 

在我看这本书时,Noki正趴在我身边,一手拿着纸巾一手拿着水笔,眼泪汪汪地往本子上码字。我几次越过她的肩膀张望,都遭到了抵抗:『不许看!』于是,没看到具体的内容,只看到了大概,很多相似的字,很多问号。
『这些都是我想问他的问题,虽然永远也得不到答案了。。。』
『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哀的,可尽管悲哀,依然是我们知道的最美好的事物。』
这是廖一梅的『琥珀』里的台词。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她的笔尖划过纸张的刷刷声,气氛犹如以前上学时考试的时候。嗯,还有她偶尔发出的小声抽泣。慢着,其实还是有很多声音的:有空调机往外送风的呼呼声、楼下玻璃门的吱嘎声、马路上隐隐约约的汽车声、电瓶车煞车时的尖叫声、路边大树上的蝉声、远处隐隐传来的隆隆雷声。但在我听来,这里真的是很安静。
其实,写作就像做爱一样,光靠技巧是没多少用的,更加需要的是冲动和激情。
『为什么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写,可是笔就是停不下来?』
『爱情,或者孤独,都能使人产生创造力』。李保田在电影『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中如是说。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羡慕失恋状态中的Noki。

 

记得以前我写过一篇日志,内容是我所最钟爱的一个词:『暧昧』。没错,在长期的单身状态下,有过几个很要好的女性朋友,我们无话不谈,倾诉心中的苦闷,彼此开解。在这种状态中,我在这边也曾发过类似于『无尽的聊天』这样经整理过的聊天记录。
但是,永远都是仅此而已,永远没有下文。如同我站着和别人说话时一样,当对方往我这边靠近一步时,自己总会下意识中往后退一步。虽然自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却永远改不掉。
『也许是害怕心再次被刺痛的感觉吧。。。』我想。

 

Noki,我要告诉你的是:爱情就是一场战争,一场两个人的战争,彼此争着要让对方爱上自己,而在自己爱上对方的同时,还要注意让自己随时可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当对方不再爱自己时,唯一逃生的机会就是尽快让自己不再爱他。
『你说要忘记一个人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爱上另一个人。』看书ing的我头都没抬不假思索。
『说得容易,也得有那么个人才行啊。』她一脸苦相。
『你说那么多人追我,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他,我就伤心,为什么啊?』
『现在的你就像刚拔完牙,牙虽然没了,但总觉得似乎还在。舌头一舔,才发现那里空落落的。而且即使那个洞很小,你的舌头也会不自觉地把那空洞无限放大。』

 

我最喜欢的诗是徐志摩的『偶然』,非常烂大街的一首小诗,以前想起就会拿出来看一遍,再看一遍。直到某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记住了这首诗。在这里也默写一段,送给Noki: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  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那彼此交会时  互放的光亮』
我告诉她,这一切其实也只是偶然。故事的结局本来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们俩一起相安无事过完这最后一个夏天,你考出去,他留在苏州,然后你在新学校里爱上另一个人并且忘记他。基本上就这两种结局,断然是不会有happily ever after这个结局的。
她点点头,『其实这两者的几率基本上就是对半开。』
『没错。』



『爱情是一种病,一种容易在初夏传染上的病,我得医治它,因为它不值一提,它转瞬即逝,它不可捉摸,它让人出乖现丑,诱人哭泣!』——廖一梅『悲观主义的花朵』

对卡哇伊的东西还是没有抵制力啊

有个朋友来我家玩,后来我问她对我的房间有何感想,她说:东西很多,但很清爽,有点像女生的房间。呵呵,这句话还是比较中肯的。因为我的影碟柜把手上挂了一个双子座的麦兜猪,影碟柜有一格是专门放模型和手办的,窗户上挂了个圣诞老人头像的CD包,窗台上除了很多个刻录碟CD包以外,还有一个三立鸥sanrio的另一个卡通品牌『美乐蒂』(即My Melody)中那个小恶魔形象的可罗米的纸巾套,桌子上还有一个小猪形象的i-mu(这是个什么东西以前我空间上介绍过,这里就不讲了),我PDA上还挂了个日本原版的带珍珠项链的银猪。
然后前几天又买了样东西,大家先看看像是什么

没错,是很像魔方吧,呵呵。不过很奇怪,为什么是直的而不是方的呢?而且,明眼人可能看出来了,魔方怎么会还有CE和FCC的电气认证标识呢?
那我来翻个面给大家再看看吧

呵呵,谜底揭晓了吧?是个看上去很像魔方的USB四口HUB,但还不仅仅如此而已。。。再看下图

呵呵,还真的像魔方一样可以旋转的呢。。。具体应用就在于,如果两个USB设备的接口附近都比较宽大,一转的话两个就不会打架了,呵呵,很聪明很可爱的设计。
再放个微距特写,牌子在这里,是宇瞻的。

接下来这件是今天到手的,同样的,大家看图先

没错,是个日式豆腐形象的抱枕,但如果单单是保证的话,未免也太没意思了。
肚子里装的是记忆粒子,有点像大米的感觉,另外肚子里还有一个低频震动电机和两节五号电池。躺着的时候拿它当枕头或者脚垫,坐着的时候拿它当靠垫,按下它的左手,就可以按摩头部、脚部,或者背部的肌肉了,很爽的说。
一共有四种豆腐,我这黄色的是柚子豆腐,右边有标识型的小装饰,给个特写吧

左手这边是开关,按一下就开了,上面还绣了个印章,写着『とぅふ』,也就是豆腐的意思。

July 14

又新P了几张

应Nokimm的要求,她自己挑了几张喜欢的出来,然后帮她P。昨晚P得我吐血,因为有些片子我没拍好糊了,但她觉得神情太可爱了,一定要我P,唉。。。这几天她失恋了,今天被逼着听了一天的彭芳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差听没吐了(是我咎由自取啊,谁叫我给她推荐了彭芳呢。。。)

P1020452_46197 P1020459_46232

P1020469 P1020494

P1020470

July 11

昨天新拍的,90后小美眉Noki,又尝试了新风格来PS

如题,用了几个不同的PS风格,也用了新方法贴图,算是一种尝试吧。看看发出来效果如何。。。

片子一共拍了百来张个把小时吧,到后来Noki说累死了,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表情了;其实我也是,已经想破头了,再也想不出新花样来才算作罢。以后有机会再拍吧,希望能有机会拍外景,呵呵~

July 09

岂止一个杨佳——澳洲游客西安被劫案的背后

  《凤凰周刊》2008APR第12期 总289
  
  —个身捆炸药的疯狂劫匪的出现,一起劫持外国游客的恶性案件的发生,却只起因于一场看上去极为简单却又耗时3年的民事纠纷。这场悲剧,或许本来可以避免。
  
  文/记者 周宇
  
  一辆急驰而来的旅游大巴车突然刹住,停在西安市公安局大门前5米开外的公交车站牌旁。
  驾驶室的门猛地被打开,驾驶员跳下车没命地跑开了。一名消瘦的中年男子跟着也从驾驶室跳下车,腰间捆着一圈炸药。
  2008年3月5日上午9时45分前后,这一幕令西安市钟鼓楼广场喧闹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一些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打开车窗,各自逃命。
  身绑炸药的男子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随手抓住一名澳大利亚女游客,扼住她的脖子,紧握着电子起爆器,朝西安市公安局大门走去。
  目击者用“崩溃”来形容这名男子的表情:“他看上去对发生的一切完全没有准备,眼睛里除了凶狠,还有一种忧伤。”
  这名男子名叫夏涛,西安郊区的一名下岗工人。他希望通过绑架外国人令自己遇到的麻烦引起重视,并获得面见中央领导的机会。
  但疯狂之举不仅没有帮助夏涛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在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结束了他38岁的生命。
  
  
  被买断的银行职员
  
  1993年,高中毕业的夏涛进入西安市商业银行阎良区分行工作。阎良区距离夏涛的家乡西安市高陵县30公里。
  夏涛在银行做过出纳、审核,也做过保安。同事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许多单位的考核,以及在西安的行业系统培训,他常常能获得高分。培训过夏涛的老师至今仍对他留有印象。
  而夏涛在阎良的朋友中由被认为是乐于助人,心地善良的人。
  1999 年,夏涛认识了小自己8岁的李悦。后来两人结婚。李悦也称夏涛十分善良:夫妻俩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夏总是坚持去买一些年长商贩卖的菜。但李悦发现,夏有时表现得“一根筋”: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
  2003年初,由于西安市银行保安系统改革,身被保安的夏涛被买断工龄,下岗了。虽然获得了6万元买断费,但夏涛还是为此落寂了很久。
  夏涛曾经试着在阎良经营服装生意,但并不成功。2004年,夏涛离开阎良回到高陵老家,开始了和妻子一样的打工生活。
  夏涛以送煤气为生,包吃住后每月还有1100元的工资。老板很喜欢这个打工者,不久前还在向夏涛的家人询问,他能否回到煤气站上班。
  夏涛在阎良有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夏涛准备把房子留给儿子结婚之用,于是还会经常回阎良照看。
  2001年,夏涛夫妇和1岁的儿子住进了新房。新房在二楼,夏涛可以可以看见楼下街道上人来人往。站在马路上喊妻子的时候,李悦从阳台一探头,楼下的夏涛就可以看见。
  但就是这套温馨的居室,最终成了夏涛生命的魔咒。
  
  
  钉在阳台上的招牌
  
  住房楼下是西安市地税局阎良分局办税大厅。夏涛入住后不久,看到地税局为办税大厅安装了巨幅招牌,这个招牌钉在他家的阳台上。
  再也看不见楼下街道的夏涛对这块钉在自家阳台上的招牌非常恼火。李悦记得,夏涛下岗之前,就和地税局就此反复争吵,要求将招牌拆除。
  但地税局认为自己租下一楼的房间后,有权也必须安装招牌。双方曾经就如何处理这块招牌达成过口头协议,但最终也未能实施。
  单位领导和李悦都曾劝阻夏涛不要为此纠缠。
  但夏涛却始终认为道理在自己一边。夏为此咨询了律师、房管所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后.得出一个结论:自己的住房是私有产权,包括阳台墙体、外墙面都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别人在阳台上安装广告牌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如果打官司,必胜无疑。
  2003年初,夏涛聘请了一位律师,正式打起了官司,案子在离夏涛家500米外的阎良区法院开庭审理。
  当时夏涛的诉讼理由包括:第一,招牌侵占了他阳台外墙面的产权;第二.招牌钉得几乎和阳台上沿持平,影响了他的下俯视线;第三,招牌可能会导致小偷爬进家里来,存在安全隐患。
  “肯定赢!”李悦回忆夏涛庭审后回来时兴奋的神情,“对方的辩护人都不能自圆其说。”
  但宣判的结果却令他失望,夏涛的诉讼请求未被法院采纳。这样的失败后来夏涛经历了不止一次,招牌也始终钉在那里没动。眼看着钉在自家阳台外的招牌拆不了.夏涛有些沉不住气了。
  2004年的一次败诉后,夏涛一气之下回到家中抄起锤子,自己动手到阳台上砸起了令其抓狂的招牌。夏涛没能拆掉招牌,却很快被警察带走.最后因为毁坏公共财产,夏涛被罚款200元。
  
  
  赢不了的官司
  
  在李悦看来,夏涛能做出这样冲动的事情,一定是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被罚款之后,夏涛仍未放弃。尽管朋友给他的忠告是,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经济支撑,最好不要去打这场实力悬殊的官司。
  一些人指责他的“一根筋”,更有人说他的神经有问题:为什么非要为阳台外面的一块招牌打官司呢?
  打官司的同时,夏涛也写过***信。李悦称,夏涛当时一边写一边说:“我就不信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夏涛的家人猜测,夏涛买断工龄的6万元钱,除去一些必要的开销,剩下的钱几乎全部花在了官司上。
  夏涛的官司上诉到了西安市中院,败诉,再申诉到陕西省高院。2006年.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西安市中院重审。这给了夏涛莫大的希望,他告诉家人说,省高院的一位办案人员表示,这个案子太简单了,发回重审的话,他一定能赢。经过一审。二审再到发回重审,这一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负责重审的法院为此案重新组织了合议庭。重审的结果终结了夏涛短暂的兴奋,他的诉讼请求依然未被采纳,他仍然无法拆掉钉在自家阳台上的招牌。
  至此,夏涛已经走完大陆法律途径所提供的所有,他不能再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官司在夏涛的心中到底郁积了什么样的情绪。
  2006年,夫妻感情问题也在折磨着夏涛:夏涛和李悦的离婚协议称,离婚的事情不告诉双方的父母,儿子的抚养由夏涛自愿承担。
  在李悦看来,夏涛绝对是个好父亲。他每年都足额支付儿子成长所需要的费用,儿子的桌子上,床上满是夏涛买的玩具。打工间隙.夏涛还会时不时地回来陪儿子玩。
  但夏还是显得越来越孤独,前妻和父母都不了解他心中的事情。至今没有家人知道夏涛多年官司的细节,更没有人知道那些与官司有关的法律文书放在了哪里。
  夏涛在家里留下一个带锁的抽屉,家人曾经看见那里面放着许多和案件有关的材料。劫持事件之后,夏涛的家人打开抽屉,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筹划了3年犯罪
  
  这年秋天,夏涛离开了工作的煤气站,往返于青岛、新疆,北京等地的工地,依靠安装玻璃幕墙和铝合金门窗为生,每天获得几十元的报酬。但每到一地,夏涛都不忘给儿子买回礼物,包括青岛的海鲜。
  有时候,夏涛还会回到阎良看看。
  夏有个朋友在阎良开了一家打印店。夏每次来看望朋友时,都是直接坐到沙发上先看报纸。有人招呼,他才会应和两句,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夏明显变得沉默了,也不再提及官司的事。这与先前居住在阎良的他有很大不同:那时的夏涛以话多而著称,官司也是他和朋友之间的话题。
  2008年3月2日,夏涛离开了家,临行前他告诉家人自己要去成都打工,夏的父亲为此非常高兴—-儿子又有工作可以做了。
  离别了父母,夏涛又来到前妻李悦和儿子的住处。
  夏也告诉了前妻李悦,自己要去四川成都干活。儿子还没起床,夏涛陪他在床上玩了一会儿。
  这个上午,没有人看出夏涛有任何异常、此后的3天发生了什么,对夏涛的家人来说,成了一个永远的不解之谜。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夏涛的愤怒和绝望演变成了犯罪。
  3天后的事实表明,那场持续了3年的官司从未停止过对夏涛的折磨。劫持人质过程中,夏涛告诉警方,他为此刻的行动筹划了整整3年。
  事实上在半年前,地税大厅已经搬走。如今,夏家的楼下是一家名为“花样年华”的美容会所。夏涛的房子也早已租给别人。
  但夏涛心中的结显然从未被打开。
  
  
  崩溃的劫匪
  
  2008年3月5日上午,西安市中心的钟鼓楼广场,川流不息的人群展示着古都如唐代般的繁华。
  那天,一队澳大利亚游客也在这里。一名华裔导游带着9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游客准备结束在西安的行程,出发去上海。
  夏涛显然注意到了这些外国人:她们将成为夏涛疯狂计划的一部分。
  上午9时45分左右,结束游览的澳大利亚游客开始返回停在钟楼附近的旅游大巴,夏涛也跟着她们一起上了大巴车。
  夏在汽车的过道上来回踱步,显得有些紧张。虽然夏涛的皮肤比起城里的西安人显得更为粗糙,但兴奋的澳大利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以为夏涛是导游或司机的朋友。
  直到夏涛最后走到导游的身边,悄悄讲了几句话,并解开深蓝色西装的扣子,露出捆在身上的炸弹和手上的引爆器。
  来自当地警方的匿名消息源称,夏涛声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携带了各种***材料,要求到北京见中央领导。
  夏涛在车厢里吼叫着,要挟司机将大巴车开到紧挨着鼓楼广场的西安市公安局,并提出和公安局长谈判的要求。
  大巴车开到公安局门口后,乘客纷纷开始逃窜,手持引爆器的夏涛并没有阻止大多数人的逃跑,于是选择胁持一名澳大利亚女游客与警方谈判。
  目击者称,夏涛看上去很慌乱,似乎完全没想好该怎么做。
  夏涛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西安市公安局派防弹运钞车护送他去机场,并为其购买飞往北京的机票,安排他面见中央领导。
  警方答应了夏涛的所有要求,并真的让夏涛、人质、西安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吴金彪以及一名司机换乘了一辆运钞车。
  夏曾经在银行担任保安,或许他希望防弹运钞车能够保证他的安全。大批警车跟随着运钞车.开往咸阳机场。在夏涛要求甩掉尾随的警车后,一些经过伪装的警用车辆继续对运钞车进行包围。
  夏注定去不了机场,警方制造了各种路面拥堵来拖延时间,运钞车里的夏涛显得焦急。警方提前制造的一起车祸,让运钞车在机场高速公路靠近未央的收费站处彻底停了下来。此时人质因惊口下过度已经小便失禁,人质在车上用痰盂方便后,吴金彪要求打开车门将痰盂倒掉。
  车门打开的瞬间,一名特警冲上前,对夏涛开了一枪,吴金彪立刻补了一枪,夏涛当场毙命。
  
  
  劫持事件之后
  
  当警察出现在高陵的时候,夏涛所有的亲人都惊呆了。夏的父亲的双手从那时起至今颤抖不止,母亲自此瘫痪在床。
  在李悦看来,夏涛做出劫持人质的事件.更多是出于偶然。3月2日的最后一次见面,夏涛没有给儿子买东西。李悦认为,此时的夏涛并不知道3天后会绑架外国人——如果知道3天后有此凶险,夏涛一定会给儿子买东西,多陪儿子玩一会的。
  事后陕西省组织力量对澳洲游客被劫持事件进行责任倒查。当地政法系统匿名消息源称,除了夏涛围绕阳台上招牌的官司,责任倒查中没有发现更多的犯罪动机。
  上述官司的一系列判决在倒查中被认定没有明显问题,但一位辖区派出所所长却在倒查中因未能及时掌握社会不稳定动向而被免职。
  但对于悲痛之中的夏的家人来说,麻烦似乎还未结束。
  夏涛的尸体在西安市公安局法医检验解剖中心存放了18天后,被火化.然后回到了高陵。
  夏涛的表姐夏娟(化名)为这18天支付了5300元。为了不刺激夏涛伤痛欲绝的父母,夏娟没有提起这笔花销。
  夏娟原本准备在3月20日将夏涛的尸体从检验解剖中心运往火葬场,但高昂的费用显然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由于没带够钱,尸体在检验解剖中心又躺了两天。
  夏娟只拿到两张写在西安市检察院专用纸上的收条。
  收条上显示,这笔费用包括每天100元存放尸体的费用共计1800元、运尸费600元、抬尸费1200元、消毒费200元.劳务费1500元。
  夏娟不能理解运尸费与抬尸费有什么区别,也不能理解有了这些费用之后为什么还要劳务费。
  缴费的时候,夏娟曾经质疑收费过高,却遭到了训斥。“你也不想想他犯了多大的罪!”一位工作人员说。
  为了让死者早日安息,夏娟迅速交了费用。夏娟如今还在等待着解剖中心能开出发票,她好最后给夏涛家人一个交代。此前检验解剖中心承诺会开一个1600元的发票。
  夏娟说,她不会像夏涛一样去较真,哪怕对方不开发票,她都认了。

艾未未: 比窦娥还冤

这些日子,接二连三的社会渣滓们被掀腾起来,以很糙的方式,义无返顾地实现自我意志、维护尊严,实践对公平的赴汤蹈火般的追求,这不该是人们通常所赞誉的伟大文化传统永不泯灭的精神回归的先兆。

闸北公安干警的恐慌和流血中断了和谐社会的梦呓,同时也明了了一个道理,人间的和谐并不能依靠百万警察、武警来维系。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注意素质。把杨佳推上绝途,另搭上六名警察的生命的闸北分局内部滥用暴力的人们,有种的话是否也应该站出来。

一个没有受过几天教育的北京爷们,用赴死的意志实践了个人对公平与正义的理解,几分钟内释放尽了一个绝望的平民对权力和秩序的全部热情,专家会说,上海未来的两百年是安全的。

看来这块土地上不是没有汉子,只是不可生将孤僻的人逼急,逼成一个混不吝的人。

如此不幸壮举将又一次冲击刷洗历史,从心理上重新定义强权为非作歹、平民任人宰割的毫无幽默感的历史现实。历史是嗜血的,且是贪婪无度,必要嗅到狂热的血腥才会蠕动。

杨x佳,孙志刚辈,由于一根筋,为贱民挽回了一点名声,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无法从引发变革的文挡中删除。这两个人,都并不曾奢望完全地享用那些属于他们,却被肆意糟赆了的权利,仅仅是做到了与令人不快的肮脏势力对视,没有再退缩。正义的历史进化有别于生命进化,一代热血的必须离开,才能置换出那广大的毫无廉耻的冷血者们的生存空间。

7月7号,杨x佳案传出官方的申诉,催人声泪俱下,闸北警方俨然沦为这个世界上最冤的群体,在正常执法中不被理解反遭辱骂,先后二次来京沟通无果,最终遭到残暴。任何人读完这篇文章,都会认为闸北警方真比汶川地震中被埋在渣土之下的孩子们还要悲惨。

有一类人的天职就是说谎,竟然如此拙劣,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把谎话说圆妥。这并不要紧,因为这个世界给了他们说谎的权力,没有谎言的支撑,这里的一切都会在瞬息间坍塌,还是让他们说下去吧。

然而不管怎么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冤屈,表白出怎样的善良和无辜,却都无法获得他人的同情,这才真是比窦娥还冤。从今天起我们相信你,相信太阳从西边升起,魔鬼诚实而公正,校舍坍塌不是因为豆腐渣工程,儿童死后比生前更要快乐,瓮安事件是黑社会所致,警察就是观音菩萨圣母玛利亚的化身,如果需要的话,还会为你做免费足底。

July 08

我的语录(之二)

不知道怎地,最近又开始巧舌如簧妙语如珠了起来,而且是摇起舌来气死人不偿命那种,颇有点『痴头怪脑』之风采,哈哈。就把最近的几句话摘录下来吧。。。



我猛地一下看到mm甲的胳膊,惊道:『哇靠,你胳膊上的毛乱长啊~~』
mm甲貌似心态很好,回:『才知道啊』
我不依不饶:『简直跟我腿上的毛有得一拼!』
mm甲无语了,气氛尴尬ing。。。
过了一会儿,知情达理的nokimm貌似是为了break the ice,指着我笑道:『你的腿上的毛么也不短哇』
没想到我张口就来了这么一句:『我话的意思又不是说我腿上的毛短』
彻底冷场。。。。


noki跟我们说她自己去观前三福买东西时的一幕:
一个超级肥的mm跟她老公逛三福的mm内衣区,胖mm还拿起性感小内裤掐着嗓子问她老公:『老公,你看我穿这个好不好看?~~~~』老公回答:『你穿这个啊?开什么国际玩笑?不要搞笑了好不好?』胖mm气呼呼地说『不看了不看了』把他拉上走了。然后她说她看着笑死了。。。
接下来我冷冷点评了一句:『估计就算不是丁字裤也要被她穿成丁字裤了』。noki笑死『这句话太经典』,其实我还想加一句:『估计三层五花肉一翻,内裤都陷在肉里出不来了,搞不好别人还以为她没穿内裤呢』,不过貌似太刻薄了点,说了貌似有损形象。


noki翻出她手机上的照片给我看,『跟她合影的这位么是她同学』,诸如此类的。然后说:『我这个同学PS搞得很灵的,很会P的,我都不会。。。』
我回一句:『人家长成那样么是要学会PS了哇,不P咋成啊?你么天生丽质压根就不用P,怎么可能学得会呢?这叫进化论之“适者生存”』(大意,貌似说的时候没这么复杂)
听到这句话,noki马上『巧笑倩兮』去了。。。。(看来这句马屁拍到她心里去了)


noki每天下午有某人给送饭,不是花溪王就是麻辣烫的,很丰富。不过每次都是送到楼下发个短信给她,然后她下去拿,所以这个某人我从来也没见过。今天她来了个朋友,听说是北京央美的,1米8几的,还挺帅。两人就坐一边聊着(noki还突然喜欢起了玩自己头发。。。)
突然蹬蹬蹬冲上来一个人,放下一塑料袋就走了。我们都一愣,我第一反应是『送外卖的』。『完了他生气了』,noki走到窗边望着楼下,这时我才晓得原来就是传说中的『某人』。我松了口气道,『我说怎么送外卖的连钱都不要了呢』。不过这句话其实不算很经典,后面这句话才是经典的,呵呵,不过说者有意,貌似听者无心,没听出啥端倪来(也可能是装成没听出端倪)
noki问我,『我以前老是叫他上来,他不肯,你说他今天怎么突然上来了?』
『大小姐,我服了你了,你问我啊?我都没见过他,怎么会晓得呢?』,我一脸无奈,接着狡狤的灵光一闪,问她,『那你希望他今天是送上来呢还是不送上来呢?』
noki装作没听到,继续跟她朋友聊天去了。。。

刚才LOMO化了几张以前拍的

一副别致的耳环,青花瓷制的,很便宜,到手就当天送出了

P1010669 P1010666

昨天的午饭,花溪王的酸菜鱼。。。

P1020323a

我向往的爱情。。。

P1000758s

之前那几张同一批的,除了lomo化还加了电视扫描线尝试下,看看效果如何

P1020141 P1020169

July 02

最近几天拍的

尝试了几个不同的PS风格,先随便看看

P1020242a

今天拍的,我回家时路过护城河边,看见那些人在干嘛呀?仔细一看,原来今天有夕阳,都在拍照。赶紧冲回家拿了相机跑出来,可惜还是晚了,没拍几张就下去了,这张是拍的第一张,没开夕阳模式,直接手动光圈优先。

P1020162 P1020174

手里捧着的是三立鸥(sanrio)公司另一个卡通人物——melody的bouquet,表情超酷的,目光有点杀手的感觉,用了点LOMO风格。

P1020124

这张她也很喜欢(虽然其实焦虚掉了),头发凸出了一撮毛,看上去有点天然呆的萌。虽然表情比较僵硬,不过笑得还是露了点虎牙,还是很可爱的说。所以PS时用了粉嫩的风格。

July 01

[转帖]关于贵 州事件的四点想法

关于贵 州事件的四点想法
都是骗银地 @ 2008-6-30 10:45:20 阅读(5607) 引用通告 分类: 谎言帝国
扫了一眼外电的报道,以路透社为范本,大同小异。YOUTUBE上有焚烧建筑物的长视频。可以读英文的同学只要GOOGLE “guizhou weng'an riot”就可以看到有关报道。据说当地居民已经在给受害者家庭捐款支持他们上诉了。
读我博客的人都知道我基本从不谈论“道德”,至于我相信不相信它是另一回事,只是我几乎从不用“道德”作为出发点思考问题,这篇也不例外。贵 州的故事在中国从古到今都在天天发生,有未经证实的数据说近十年来每年中国都要“大小暴乱冲突”上万次,那是说每天都要发生几十次了,原因千奇百怪,有选举的、有征地的、有拆迁的。现在本来是普普通通的一起刑事案件,闹到如此地步,为什么?
1、如果我的儿子犯下伤天害理的滔天大罪,我会愤怒惭愧到极点,但我也一定会用尽自身资源不择手段来维护他的周全,道德不道德犯法不犯法都不重要。我成功或失败都是我家庭的不幸;但如果我成功了,是社会和法律的不幸。
在一个正常的不用家庭成员互相监视的社会中,除了少数丧心病狂之徒,绝大多数人不会干“大义灭亲”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所以一旦有冲突,无论对错,双方必各出招数搏个死活。钱、权力都可以上场表演发挥作用。而“公正”是一种商品,需要花费资源去获得。社会对有资源的人永远更公平一些,古今中外皆然,在美国请的起金牌大状就很有可能脱罪,请不起就乖乖里面呆着。先进之邦固然可以降低个体获得“公正”的门槛,但不能降低全社会获得“公正”所付出的代价。君不见美国的官司和律师数量乎?都是代价,只不过通过制度让全社会来分摊了。
所以,一旦遭遇了不幸的不公的事件,永远不要指望会有青天大老爷和活菩萨来主持正义,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要准备承担这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也要随时准备迎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不是世风日下苍天无眼,而是你心里的那个世界和苍天从来就没真正存在过,是你看主旋律电视剧看多了想象出来的罢了。
2、“人民”是个不存在的东西,自然“人民公仆”也是不存在的东西,任何一级官员都没有任何动力为虚构的“人民”服务。这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这不正常,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官员的。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弗吉尼亚的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起点。
政府官员是一项职业,像任何职业一样需要树立个“职业形象和道德”,“为人民服务”是这个"构建的形象”之一。就像如果你身在服务行业,你的行规之一是“客户是上帝”,可你不会蠢到真的拿顾客当上帝,而官员,无论是……员还是美国共和党员,也不会蠢到真正“为人民服务”。……一句“人民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你们自己看着办”就让新闻媒体高潮了无数次;我要是个小贩,顾客才真是我的衣食父母,让我随便看着办么?我他妈宰死他们!
官员是职业,挣钱养家、职场升迁是行为的目的,对领导负责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古今中外皆然。只不过先进之邦可以把这行为更好的转化成“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就像先进的市场可以把比尔盖茨个人的好奇心和赚钱动机转化为社会的财富一样,而落后之邦把这行为转化成了“上下其手”。落后之邦的官员可并不比先进之邦的官员更卑鄙,充其量一样卑鄙,都想把竞争升迁的对手置于死地,只不过先进之邦把这卑鄙变成了“互相监督”,落后之邦把这卑鄙变成了“官官相护”。
3、中央政府唬不了地方政府,如果青天老爷不在县衙里,那他也不会出现在金銮殿。
今日的中国特别流行上访,因为我国关于皇帝微服私访、宰相日理万机、钦差大臣铁面无私、尚方宝剑各种铡刀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故事和电视剧实在是层出不穷,给人造成了幻觉,以为庙堂之上一尘不染。那都是真理部的把戏,和各种“代表”、“荣辱”没有本质差别,你相信了只能说明你傻。而最近还开通了“上访热线”,演技真是越来越好了。
古代皇上就得拿地方大员封疆大吏当大爷,因为地方有钱有地很多时候还有军队,弄得不爽直接干到京城去。而今天的政治谱系里地方势力还在加强而没有减弱,虽然没有了军队,但钱可是大大地多。中组部中纪委双规几个干部,裁撤几个官员,根本撼不动地方势力的根本。想靠呆在北京一路高升的时代过去了,到经济大省锻炼锻炼才是飞升王道。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加周黎安和李洪斌2005年发表在JPubE(公共经济学报)的论文《政途起伏与经济表现:中国人事控制的激励作用》(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北大光华的周黎安老师是我微观计量的启蒙老师,对我影响甚大,虽然今天我们的方法论可能已经不同,但我走上今天的研究路线是他打下的基础。他在斯坦福的导师青木昌彦先生的《比较制度分析》是煌煌巨著,懂数学的人千万不要错过)
所以地方自有其秩序,傻子才会抱住中央的什么工作组调查团拦路喊冤,浪费体力罢了。如果通过法律渠道无法申冤,想办法联系媒体或者勾结对头的政敌吧。如果你举报的某个官员倒台了,那一定是因为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而不是你的举报材料太有道理太铁证如山了。
4、参与“打砸抢”的数千人,都为“公平正义”而来“路见不平一声吼”么?搞笑罢了。但其中折射的是这个社会广泛存在的不满和愤怒情绪。
几年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知道社会学所(就是李银河老师所在的单位,牛人云集)陆学艺老师领导的一项大规模社会调查,大意是“中国各阶层生活满意程度调查”。把中国社会分为了十个阶层,上到高层官员商贾巨富,下到出租司机贩夫走卒,调查结果显示 --- 所有十个阶层都对社会不满。出租司机累死累活只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大部分赚钱所得都交给了公司(其实这实在太正常了,车可比人值钱多了,司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活,在竞争下也就得个普通体力劳动的回报);而大老板们人人自危随时怀揣数本护照准备跑路,也是提心吊胆怨气冲天。
后来这研究发表了么?不记得了。可紧接着又搞了个中国巨富们的调查,结果好像是其中90%以上的人和……高层领导有关,也不知道发表了没有。他们社会学所有位老师的名言就是:“社科院的学者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说话没人听;第二是没人听还要继续说。”
中国这么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历史上没见过,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也是独一无二地体验,很多事情需要冷静的思考和研究。对于成年人,应该知道这世界不欠你任何希望,也不欠你任何美好的东西,所有的希望和美好都要靠自己打拼得到,小时候被一块红布蒙住了天是你幼稚,现在还蒙着就只能说明你瞎了,醒醒吧。先就说这些。

June 19

邓飞:狗日的“普九造”

“普九”期间,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不足和地方建筑业的习惯性腐败制造了一大批劣质的“三无”校舍,在地震中令25000多名学生死伤,酿就一场国家灾难。

狗日的“普九造”

邓飞发自四川

1980年代以来,中国发誓要在乡村建立数以万计的中小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消除农村文盲。在国家财力不济的情况下,这场宏大的“普九”运动交由最低层的乡镇政府筹募资金,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验收校舍。

这批“普九造”导致乡镇欠债500亿元,一些学校被建筑商堵门催款。直到去年12月,中央政府帮承诺助乡镇偿还“普九巨债”,学校才松了一口气。

2008年5月12日,四川遭遇大地震,令至少7000多间校舍坍塌,学生死亡4737人,伤16000多人——这些“普九造”另外一个秘密也被人窥见——它们除了欠债,还可能是令人心惊肉跳的“杀人建筑”。

丧子的父母在四川各地频繁聚集抗议,要求彻查夺命的校舍,形成一股激荡灾区的愤怒力量,令各方侧目。

5月底,中国分管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员刘延东来到四川,要求四川重建规划优先安排学校重建,把学校建成中国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之前,国家总理温家宝抚慰哭泣的学生时,承诺要建更好的学校。

一个共识已经形成:国家必须汲取四川血的教训,给中国的孩子最牢固的校舍,让他们避免死伤。但绕不开的是,这个国家如何检视数量众多的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的“普九造”,并重新审定国家教育政策。


陈玉丧子

三轮车上,男人埋着头蹬踩,陈玉和她的婆婆扶着车,深一脚浅一脚。车子很缓慢,陈可以边走,边看着她的儿子——13岁的黄晴峰就躺在车上的一块木板上,被白色布包裹,外面盖着一块红布。

孩子比木板要长,两只脚伸了出来,左脚断了,不时敲打着车厢。陈停了下来,找了一根绳子把两条腿绑着,再包好。

儿子是绵竹市富新镇富新二小六年纪学生,死于5月12日倒塌的教学楼里。

太阳明晃晃挂在天上,炙烤大地,陈脑子一片空白,呆呆着走。在五福到什地镇同一村的途中,到处都摆着尸体,到处都有人在抚尸痛哭,令陈恍惚。

他们本来是同一村的村民,有瓦房,还有几亩地。多年前,陈的父亲在镇上承包了一间农药化肥店铺,但后来中风半瘫。陈玉和丈夫、儿子来到镇上,帮助父亲。

儿子的学校距离小店约两百米,丈夫黄厚金买了一辆三轮车,给人送农资货品,不忙的时候还可以接接小工贴补家用。

儿子酷爱读书,三年级因为用眼过度戴上了眼镜,可以对父母讲古说今。去年以来,他仿佛是地里的一棵玉米,“见风就长”。

陈翻出孩子的照片,说一个家庭如果有希望,日子就会一天天要好。

生活在地震那个中午支离破碎。丈夫跑在街上,光着脚,像个疯子一样尖声哭喊“快来人啦,我的伢儿出事了”。

瘫软的陈几乎是被丈夫拖着,跑向学校。

三层楼的教学楼散落、堆着,像一个硕大的坟墓。大群家长在飞扬粉尘里哭天抢地,嘶声喊叫自己孩子的名字。

陈疯了一样去翻扒废墟,看见了儿子,他的头和左脚被预制板压着,只露出了熟悉的衣裳。他的教室在二楼,当时需要在三楼上科技课。

钢钎撬不动预制板,最后大家找来大锤敲碎部分板材,取出孩子,却已死了。

凌乱的镇卫生院里,医生一次次告诉这对不死心的夫妻:娃死了,没啥子办法。

孩子摆在外公的店铺门口,外婆给他擦去血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5月13日下午,奶奶从乡村接他回家。在房子东边、约十多米的一块自留地上,孩子的爷爷和伯伯挖掘了一个墓穴,约160CM长。买不到棺材,老人找来一些砖块,在墓穴里砌了一圈。

三个人,一台三轮车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家。

爷爷在墓穴里铺下一块木板,抱着孩子放下,再在砖圈上铺下另一块木板,盖上红布,堆上黄土。

陈不忍看到孩子落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她的心其实是清楚的——外面,婆婆爆发了哭声,那就是要填土了。她在床上打滚嘶喊,抓着自己的头发撕扯,逼着自己不去看孩子最后一面。


螺蛳壳里做道场

当天,陈和丈夫回到镇上。

一共有129名孩子像黄晴峰一样死在倒塌的教学楼里。聚集在学校门口的家长们越来越多,但掏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孩子。

距离五福约二十公里的绵竹也遭遇地震,如同空城。家长们去了受灾较轻的德阳市,买了白布、花圈。他们把孩子的照片放大,然后放到一个个镜框里。

5月19日是国家哀悼日,家长们用木材、雨布在教学楼的废墟上搭建了一个约20平方米的灵堂,把孩子们的照片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

有父母带来了火腿肠、饼干、苹果还有他们院子里的白色玉兰花。

学校里只有该栋教学楼坍塌,老师没有一人伤亡,这令一些家长不满——他们认为老师当时没有组织孩子跑出,一些家长用红色的油漆在校园几乎所有墙壁上写上对老师的咒骂,并声称看见老师就往死里打。

一个问题开始被注意——教学楼是小镇唯一倒塌的房子,而学校附近,一些建于清朝的老房子都没有坍塌。

五福曾是绵竹的一个农业乡镇,小麦、油菜和短暂的打工是农民主要的收入。

在1950年代中国第一轮教育浪潮中,村民们修盖了四间平房,取名五福小学。1988年,该乡被要求建立一所中学。

一个背景是,1986年,中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要在20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制订了从校舍到图书室在内的“普九”验收标准和计划,逐县检查验收。中国很多地方为加快“普九”进程,采取了一次建校、逐年集资的办法来解决学校的校舍问题。

陈的邻居、当年五福乡一名干部称,“普九”规定:不能有危房,条件允许的最好建楼房,但各地为争取一次达标,变成了“无楼不成校”,竞相抬升了“普九”标准。最后,“普九”在各地演变成为一个刚性的政治任务,未被验收者甚至要掉“乌纱帽”。

而在原湖北监利县周沟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回忆中,“普九”似乎是一场类似“大跃进”的鲁莽运动,上级要求在他所在乡镇建15所小学。李根据计生政策判断生源将持续减少,坚持只盖8所学校,还遭遇严厉批评。

中国的主流意见称“普九”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帮助知识的光芒照耀乡村数千万孩子,为中国乡村的振兴提供了人才储备。但因为国家财力限制,这场史上最庞大的乡村教育运动不得不交由乡镇政府募集资金——中国当时执行“农村教育农民办”的分级政策:村建小学、乡建中学。乡政府可以通过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来募集资金。

“普九”必须要达标,中国几乎所有乡镇都刷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醒目标语,然后四处找钱,“政府投一点、银行贷一点、承包商垫一点、教师借一点、社会捐一点“。

1988年6月,五福乡政府获得教育局拨款5万元,自己筹集10多万元,找到绵竹东北乡的一个建筑队开工。

该乡干部称,乡政府一心琢磨着如何拿小钱办大事,“简直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为了省去约3000元的校舍设计费用,他们干脆复印自邻近的什地乡什地中学设计图。

建筑队已经盖好了两层,并且开始封顶。但乡政府负责人决定再加盖一层,免得以后还要盖。此外,屋顶由瓦顶修改为空心顶平板屋面,“不定学生多了,还可以再加一层”。

陈玉回忆说,1989年5月,三层12间教室的教学楼竣工,她和其他同学马上就搬了进去。

有绵竹市建筑设计规划所在内的相关部门迅速完成了验收。一份竣工报告还不无欣喜地说,“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圆满地按三层建筑完毕”。

几年后,建筑队才催要到了该笔建筑款。1995年,绵竹市成为四川省内首批实现“普九”地区之一。


建筑商的秘密:蚊子也能榨出油

当年的建筑队负责人江绪银拒绝对倒塌的教学楼负责,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施工使用的材料包括钢筋、水泥,以及施工过程均是严格按照乡政府提供的图纸进行。

而事实是,整个教学楼全部散掉,外墙和基座没有任何钢筋水泥连接。在一根断裂的承重梁中,家长还发现了砖头和木头等物。

“工程款虽然少,但建筑商还是可以想方设法把蚊子榨出油的”5月29日夜,什邡市一名知情人士约见《凤凰周刊》,自爆秘密。在1990年代初,什邡市教育局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包揽了该市教育系统的所有基建工程。而什邡20个乡镇一共倒塌44所学校,损失最为惨重。

该人士在倒塌的洛城小学教学楼废墟上,对《凤凰周刊》逐一讲解建筑商是如何尽量节约成本,完成对一只细小蚊子榨油的全程。

一根裂开的柱子里袒露着一个个形同爆米花的混凝土团,三根钢筋和混凝土没有充分融合,裸露在外。

“填料的时候,没有用振动泵或者棍棒将混凝土夯实”该人士情绪激动,说建筑商显然是雇请了最廉价的民工,才犯下这些最低级的错误。

该人士拾起两块连接的砖,一拧,里面的砂浆就飞散,随后又捡起一块混凝土,一下下把它拧碎。他解释说沙多、水泥少导致砖与砖的粘合力不够和混凝土的强度不够,原因是当年的1立方沙20—30元,而一包水泥约25元。

该人士还指着混凝土里的长短不一的钢筋说,建筑商为了节省钢筋。此外,1978年唐山大地震令中国建筑人员汲取了血的教训,在后来的建筑规范中,要求弯曲钢筋以彼此形成勾结,确保墙面相互抱紧。而现在发现一些钢筋因为长度不够,未能相互勾连。

偷工减料不止出现在乡村学校,国家救援队在都江堰的聚源中学发现预制板里竟然不是钢筋,而是细小铁丝。而在新建小学废墟里的一些折断的水泥预制板,甚至没有发现一根钢筋和铁丝

《凤凰周刊》获悉,聚源中学的承建商同时也承建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北川中学——该校也是死伤惨重,据称该建筑商在四川教育系统有良好的人脉。

被誉为“2007年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赶到四川救援,先后到达都江堰聚源中学、北川中学、北川曲镇幼儿园、绵竹中学、东汽中学、什邡中学等8个学校参与现场救援,熟悉该些学校情况。

“70%的学校楼板存在质量问题,而学生正是死于这些问题建筑”陈告诉《凤凰周刊》,他们的再生物质公司在其他地方,一平方米的楼板可以打出25—30公斤的钢筋,而在这些学校,只能打出10公斤左右的钢筋,“有的是细铁丝,有的楼板里甚至什么都没有”。

陈呼吁国家一定要调查究责。

据悉,四川的中小学校舍大部是八、九十年代大搞“普九”达标而新建、改建、扩建,均是一批“三无“(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收)校舍。

四川省教育厅称,截至5月26日,四川学生死亡4737人,伤16000余人,校舍倒塌7000余间,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公开的危房

富新二小的教学楼是危房,曾是这个学校公开的秘密。

一个侥幸逃生的6年纪学生说,之前,老师多次警告他们说不得靠栏杆、不得在三楼蹦跳,免得楼板断裂打伤二楼的同学。一名叫张敏的母亲告诉《凤凰周刊》,一名剪短发的女老师来到坍塌现场,拍着她的肩,解释说楼房经不起那么多学生一起奔跑,“一跑就塌了”。

事实上,富新二小知晓自己的危险——1996年就被列为危房,多年来向乡镇、县教育局报告要求解决危房问题。据称,原五福乡政府诉苦说,政府为了学校而欠了一屁股的债,实在是没有钱再投入了。有乡干部还举例说,一些乡镇无法支付学校的建筑款,包工头跑到学校堵门不准上课,所以,富新二小还是幸运的。

乡镇政府显然不能维持乡村学校的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继续在农民身上“找钱”,尖锐冲突令中央忧虑。2001年,中央调整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出重大调整,改由县级政府来统管乡村学校,并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但中央发现县级政府也不够牢靠。1994年,中国启动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上升,而县级政府财力下降,但承担的事权并没有相应减轻,公共事业特别是占县级财政支出大头的义务教育仍然由其承担。

被县级政府视为坏消息的还有,早在2000年,中国试点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2年,四川全面推行税费改革,并设立禁止乱收费的“高压线”。

对大多数财源狭窄的县级政府来说,失去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如同噩梦——偿债资金来源的缺失导致农村“普九”债务沉淀,且连本带利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2007年,中国各地“普九巨债”高达500亿元,其中四川当年尚欠约40亿元。

中央试图帮助县级政府维持农村义务教育。2002年,中央开始对一些欠发达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制定《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规定给县的工资性转移支付资金,省、地市不得留用,全部补助到县。但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不留不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年中央安排的工资性转移支付共892亿元,县级政府实际使用不到60%。

事实上,中国教育政策长期被诟病的是:早在1993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至今未能实现。中国的教育经费支出比例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

此外,中国大部分教育投资放到了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甚少。在基础教育投入中,城镇教育投入又占大头,农村教育只能分到极小部分。

有基层官员称,一个县要对如此该地区的教师足额、及时发放工资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2000年,绵竹市有各类学校269所,教师3535人。

像富新二小的危房显然不是少数。绵竹境内的农村中小学校舍大多修建于80年代或90年代的“普九造”,正处于急需集中改造时期,“都张着口,都要钱”。

中央政府注意到了“普九造”的隐约危险,在2001年启动校舍二期危改工程。2001年,德阳市要求所辖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在2002年底前基本消除中小校舍危房,但仍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该笔危改集资。

在相关的媒体上,2002年,绵竹市声称共投入“危改”资金1115万元。2006年底,绵竹市宣称在十五期间共对农村学校投入2个多亿,消除了D级危房。

富新二小得到多少资金不得而知,但校舍显然没有多少改善——除了在教学楼二楼和老师办公楼之间增修了一条铁链桥,希望在危机时刻多一条逃生通道。但地震发生时,该条铁链桥顿时断裂,未能救命。

行政命令推动的“普九”产生了诸多后遗症,还在乡村发酵。2000年代,李昌平当年的预判变成了现实——刚性计生政策令农村新生儿减少,还有部分农村孩子跟随父母进入城市,乡村生源锐减导致大量农村校舍空置,各地不得不又重新布局——放弃一些学校,同时还要筹资扩建一些学校。

有官员告诉《凤凰周刊》,一些基层政府对学校不胜其烦,认为“普九”的一些问题把学校变成一个无底洞,把基层害苦了。

2006年底,绵竹被评为四川“义务教育示范县”之一。当年,中央决定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由中央和省按照5:5比例共同承担维修改造所需资金,四川随后启动新一轮校舍危房改造,但富新二小也未在其列。

危险一天天在逼近。2007年,五福乡和富新镇合并,五福中学改为富新第二小学。当年9月,黄晴峰和其他3—6年纪的学生全部搬进该楼。


愤怒的火焰

交织在一栋倒塌教学楼背后的一切纠葛,陈玉对此一无所知。家长们只是凭借常识来判断教学楼质量一定有问题,导致孩子冤死。

四川建设厅在一份关于汶川大地震校舍大面积垮塌情况的专项分析报告里,承认有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和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格。

绵竹市承诺派出调查组来调查教学楼倒塌之谜。

5月23日,一名罗姓的女干部来到学校,对家长们宣读调查组专家名单。不幸的是,她被家长发现她的宣读和手上文稿不一样,家长要求罗交出文稿,罗把文稿捏成一团,飞快塞进口袋。愤怒的家长围了上来,罗双手抱头,蹲到地上,面呈痛苦状,很快被其他同事背出。

“他们还想骗我们”陈说。

专家们到了小镇,但迟迟没有开始工作。他们的理由不是没有这个仪器就是忘记带了那个工具。

5月25日,陈和其他家长忍无可忍,决定上访控告。两百多人端着孩子的遗像,浩浩荡荡走出小镇。他们的计划先去绵竹市,如果不行,再去德阳市,“政府一定要派人来调查这栋教学楼”。

这支奇异的队伍引起各方注意。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飞快赶到。根据他的经验,市委书记亲自出面应该可以安抚民众,缓和矛盾。但这次家长们对蒋视而不见,继续前行。

在官方看来,家长们的行为已经违法了信访条例。但到场的警察无法对这个手捧孩子遗像的群体采取任何措施。

蒋跪倒在地,举起双手,大喊绵竹市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有家长开始指责说,娃死了那么多天了,没见过一个官员来下跪,现在群众要上街了,你们就急了。

蒋爬起来,又跑到队伍前面,再次跪下,继续恳请家长们要信任绵竹政府。这名公安局长出身的市委书记一共对人群下跪四次,都未被理睬。

蒋后来承认说,他害怕这两百家长上街成为一根导火索,引发大面积的混乱等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进而影响绵竹的抗震救灾。

家长们最后坚持走到了德阳界内,有人体力不支才同意坐上了绵竹政府提供的车辆,来到德阳市府,面见相关官员。

次日,一个新的调查组进入富新二小,开始取样。

事实上,市委书记下跪劝阻丧子家长上访的照片被发表之后,引发了丧子家长们更多情绪。次日,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家长在该校废墟上举行哀悼活动。另外一个小学的家长们当街追打该校校长,四川的校舍问题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数以千计的丧子家长逐渐变成愤怒的火焰,或可危及地震灾区的稳定局面。

声讨校舍的浪潮汹涌,有人在互联网上借助一个死去孩子虚拟表达了民意——“爸爸我不哭,爸爸你别哭;走向天堂的路,我!虽非自愿,但不埋怨……也许能唤来牢固的重建校园”。

知情人士称,中央政府通过相关渠道已经获悉主流民意,国家领导人对此极为重视,要求务必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重点疏导好遇难学生家长的情绪。

5月30日起,更多的专家受派在什邡、都江堰等倒塌学校提取样品。中央政府承诺,如果发现建筑设计和施工存在违法问题,国家将依法查处。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造成2万人死亡,该国随即出现对建筑商和相关官员的大量指控。

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来到四川灾区,考察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她要求将学校恢复重建纳入当地灾区重建规划优先安排,把学校建成全社会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

中央政府强调要尽快组织力量对四川灾区所有学校进行安全评估和鉴定,确保复课学生安全。危房必须立即停用;需要加固后才能使用的,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加固。

有评论称,中央政府应该重新考量教育政策,承担中国义务教育的更多责任。放眼世界,无论是集权国家还是分权制国家,均是各级政府共同承担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政府层次越高,投入责任就越大——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资分担比例一般为60:40,而中国平均为37:63。

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也曾犯过中国今天之错——将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责任确定在基层政府,爆发了诸多问题。但各国相继强化中央和高层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事权,令中央、和州、省等地方政府成为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

2006年,执政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教育投入要达到占GDP4%的目标写进了中央全会决定。事实上,一个全球最庞大的公务员体系在消耗着中国大部分财税,温家宝总理试图压缩国家机关公用经费开支来筹集对四川的重建资金,或可深刻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只要有一点空闲,陈玉就会去学校,还有其他很多家长也会来到校园——他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孩子,但他们可以坐着,诉说各自孩子的聪明、淘气和好,然后哭泣、相互安慰。

“我还要生个娃,他还要念书,不能再死在危楼里。”35岁的陈玉说,国家承诺对她们这样的家庭灾给予生育政策照顾,允许他们再有一个孩子。

校外,树木上挂满了家长们亲手编织的纸花,或紫或粉红。黄晕里,这位母亲站在废墟上发呆,有如一张剪影,沉默、忧伤。
June 14

今天收了传说中的HD-001『变形金刚』,初看报告

今天在凌波收了传说中的HD-001,价格为48,等于16一张,加了1块钱。
看完了第一张碟,先上点外观照,然后是屏摄
塑料纸没撕去时的外观,上面贴有『纪念珍藏版』的蓝色标签




打开后的托盘和盘面


很奇怪的是,pd8反倒不支持,只有pd7.3豪华版支持
在资源管理器中也无法查看光盘下的文件或者文件夹,说是windows不支持。
只能卸载8.0后再重新安装,播放后第一印象最爽的就是菜单画面,之前的确从没看过这么精致的菜单,可惜由于菜单不能暂停,拍了几张都不太理想。
pd本身的截屏功能在播放hddvd时无法使用,我试了键盘上的print screen键,截下来的桌面,其他都有,包括pd播放器和外框,就是没有片子本身,其他截图工具软件还没试过。
顺便说一句,用PD播放HDDVD时,无法像播DVD那样直接任意切换字幕和语言,只能按导航上的切换键一个个轮着来,就好象是遥控器上的那种一样。
以下是播放时的屏摄.
能开启画中画的花絮功能


播放时能呼出菜单

下部的时间导航栏,是在暂停时自动出来的

就是通过画面上的H.U.D.选项呼出的画中画功能

PD上的画面信息依然可以呼出

爷爷的眼镜


特写,男猪脚脸上的青春痘

爆炸中的玻璃

再来两张女猪脚的,看看外国美女脸上的月球陨石坑

可以看到女猪脚腋下没刮干净的腋毛渣

我的电脑可以流畅播放,具体配置如下
P4,2.8G,2M二缓,单核
Intel 945G
威刚万紫千红1G667 X2
迪兰恒进X2600pro
DELL E228WFP
找到一个可以截屏的播放器ArcSoft的TotalMedia Extreme,就是解码效率不高,虽然开了硬解码,还是顿得一塌糊涂。勉强截了几张图片,外链相册把图片自动压缩了,大家随便看看吧






为什么不重视生命? 来自刘军宁的博客

    这次汶川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极为惨重,死亡加上失踪人数接近10万。在32年前的唐山地震中至少有24万人丧生。为什么这两次相隔32年的地震都造成了如此惨重的伤亡?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仍然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如果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都以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为其首要的使命,那么,唐山地震不会死那么多人,这次汶川地震更不会死那么多人。

现行的体制不能有效保护生命权

    以这次汶川地震个案来看,国人的生命权在每个环节上都受到了系统性的轻视。

    先看看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地震预报与公布。这次汶川地震是否有预报以及是否及时公布是社会各界讨论的一个焦点。有些地方因提前通报这次地震而避免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某省的地震局网站曾事先预报了这次地震,后来该网页奇怪消失了。而且美国先于中国公布了这次地震。可见,中国在地震预报和公布机制上存在中国问题。而每提前一分钟预报和公布地震情况,都可以大大减少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现行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更关心的是政治稳定,而不是生命的安全。条例第六条规定:“不得向社会散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国(境)外提出地震预测意见”。第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条例第五章则是规定如何惩罚向社会传播地震信息的人们。这样的条例既不允许由专业部门来及时预告,也不允许专业部门来及时公布震情。把预报和公布的权力交给低效的、以政治为第一考虑的官僚系统,而且特别强调对外界的保密。这样,关系到民众生命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就被“垄断”了,并完全置民众对自己生命受威胁程度的知情权置之不顾。这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由此造成惨重的损失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次地震最让人伤心的大量的中小学生因劣质校舍丧失生命。在文明社会最优先保护的就是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发生地震的川西北是地震多发带。各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关心当地校舍的安全状况。不仅如此,也未见任何措施来检查国内地震带上其他校舍的安全。可见,学生的生命安全在政府的任务清单上长期以来并不处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这也揭示,腐败不仅仅是经济案件,而且常常是性命攸关的。如此之多的校舍倒塌也充分反映了腐败的普遍与弥漫。而且至今未见反腐的通行有效措施。

    从这次地震和震后救灾来看,虽然在灾情公布上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的来说,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是远远不够的。公民的知情权来自于公民的生命权。公民与社会有权利知道关于公民生命安全的一切真相,有权利自己亲自了解这些真相,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布这些真相。地震发生当天和五月二十三日,各媒体收到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通知,要求媒体对四川灾区报道积极、正面、向上,不要渲染负面问题;不许派记者到现场,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门户网站收到来自国务院新闻办的禁令,为报道设置了许多禁区。而关于灾情的信息越充分,越利于挽救生命。封锁信息,就是放走救命的机会。

    再看看体制对NGO的态度。在这次救灾中,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自愿救援人员据估计有二十万人之多,比军队、武警以及政府人员都多,大大弥补了政府救援的不足,使许多生命得到及时抢救。在地震发生后,民间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和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来协调民间积极协调数百家民间自发组织的NGO的救援活动。但是,没过多久,政府就迫使这两家民间NGO协调机构停止活动。政府一方面承认救灾主要民众的自救与互救,一方面又不允许民间通过自发结社来参与救援。这对在震后抢救生命与重建很显然是非常不利的。与救命密切相关的结社权,对国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再看看对军人的生命重视程度。5月31日14时56分,一架载有19人的军用直升机,在执行救灾任务返回途中失事。至今没有找到。令人不解的是,直升机竟然没有安装可以发射救援信号和记录飞行情况的黑匣子。这样,找不到飞机,不能及时救助机上人员也就不奇怪了。黑匣子的缺失表明,不仅民众的生命不受重视,连军人的生命,甚至是优秀驾驶员的生命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次地震还暴露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重大缺陷。据报道,在这次四川地震当中,温家宝因愤怒摔过一次电话,对救援行动迟缓的军人们说,你们是人民养活的,你们能不能到达你们看着办。准确地说,中国的军队是所有纳税人养活的,这个军队并不是花人民的钱,花所有纳税人的钱。不过,温家宝的这句话反映国家在体制上重大的问题,政府负责救灾,救灾需要军队,而政府却无权指挥军队,军队归党指挥。可见,中国这个体制没有考虑过当灾害来临之际的时候如何让体制顺畅在第一时间进行救灾。这个背后还是人的生命没有从制度上得到重视。

漠视生命的宪法根源

    以上列举的每个环节都疏忽生命的现象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讲,汶川地震造成如此惨重的生命损失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现行的体制不是为保护民众的生命为最高使命。而究其根源,问题恰恰在中国的现行宪法上。

    现行的中国宪法规定中国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按照中国宪法,中国国家政权是一部专政机器。所谓专政是指暴力专政,即以暴力取得和维护政权,以暴力剥夺和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这个专政不是对动物而言的,而是对人而言的。专政的直接矛头就是对着人的性命。这样的专政体制,不仅不保障人的生命,而且以消灭一些人为已任。这反映了国家在根本性质上所存在的问题。因此,这个专政所支撑的国家不是以保护民众的生命为最高使命,而是以维持政权、保障江山为国家最重要的使命。如果人的生命的极端重要性在宪法和法律中继续得不到承认,可以肯定,天灾变成人祸的重大事件过去一再发生,今后还会继续发生。

    如果说漠视生命的制度源头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的话,那么,不重视生命漠视生命的法律源头则是从现行宪法开始的。在现行宪法里边没有任何关于生命权规定,找不到对人的生命权尊重与保护的字眼。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国家的财产被看成最重要的,并且被大摇大摆地置于人民群众的生命之上。人的生命没在现行宪法中没有位置。如果在最重要的法律当中人的生命没有位置,而在不太重要的法律当中人的生命被置于不太重要的位置。

国家应以保障生命权为第一使命

      在中国的法律当中,不仅不见强调生命的重要性,而且把人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分成三六九等,对人的价值进行区分,给一些人提供优先的保障。把人民与群众区分开来,把人民与敌对势力和阶级敌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人民生命的价值高于群众的生命价值,群众的生命价值高于阶级敌人、罪犯的生命价值。这纯粹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加以人为差别对待,而且导致在救灾当中变得完全不可行。因为当看到一个人被压在水泥板下,救援人员没法判断这个人的政治面貌,没法知道他是人民群众还是阶级敌人。所以,国家对所有的人要一视同仁,不能根据政治面貌决定人的价值。应该彻底否定宪法和法律中根据人的政治面貌而决定的人的价值。

       从人权的角度来说,这次汶川地震凸现三项权力极端重要性:生命权、知情权、结社权。没有这三项权力的保障就人的生命就没有保障。要想类似唐山地震、汶川地震造成重大生命伤亡的事件不再发生,首先就应该把对生命权的保障写入宪法,把对生命权的敬重、对知情权与结社权的落实,贯穿到所有的法律、政策之中!